浦市下湾遗址遗存与泸溪地域文化特质（中）

唐正鹏

（接上期）

二、泸溪地域文化的考古学解读

要相对准确地解读某种文化，首先，要知道文化的基本功能。我以为文化其实就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必须围绕人类形体生存、生命质量和生命超越这三个基本要素展开，并服务于这三个要素；其次，要懂得文化的基本形态。文化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舍此没有其他的解释；再次，要了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关系问题。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物态表现，而精神文化是对物质文化的精神内涵的诠释；物质文化往往受时空限制，具有地域性、时间性两个特点，也就是说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而精神文化是延续不断的，即便因特殊情况在某一地域出现文化断层（如战争摧毁某种文化，使某种文化消失而被另一种文化取代），也不能说文化的延续性随之消失。

弄清了这些基本观点后，再来解读下湾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就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判断的标准。

下湾遗址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浦市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有人类活动的印迹，并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文化特征，以及文化延续变迁的轨迹，诠释和验证着这样一个命题——浦市，孕育南国远古文明的摇篮，更彰显了泸溪地域文化的特质和深远的影响力。

（一）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看，下湾遗址考古发现填补考古空白，弥补文化断层。下湾遗址考古发现从考古学意义上说，首先，填补了湘西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使湘西州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序列，为全面科学研究和正确认识泸溪乃至湘西历史文化打下了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同时也为研究高庙文化与以汤家岗文化为代表的环洞庭湖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其次，填补了长江中上游沅水流域商周文化考古的空白。据有关专家介绍，从下湾遗址出土的高领罐、大口缸、釜、竹节柄豆等陶器特征上分析，它与邻近的高坪遗址、沅水下游常德鼎城区贵家岗遗址，以及澧水流域石门县皂市遗址、澧县斑竹遗址等商时期遗存比较接近，年代应该不会晚于二里冈文化时期。从整体文化面貌上看，下湾遗址商时期遗存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遗存中的商文化因素相对少见（其实，在泸溪地域内，商周时期出土文物并非“少见”，现今与下湾遗址相距不过30公里、位于泸溪县武溪镇武溪入沅水交汇处的楠木洲遗址，在这个东西长910米，南北宽200米的遗址里，就出土了一千多件商周时期的大口缸、盘、钵、罐残片），这与高坪、贵家岗等遗址极为相似。因此，下湾遗址对于了解沅水中上游地区商时期文化面貌尤为关键。

（二）从精神文化的角度看，下湾遗址考古发现暗含神秘密码，揭秘文化源头。古代器物上的纹饰暗含着丰富、神奇与神秘的文化信息。从下湾遗址出土器物看，图像化装饰是下湾遗址陶器一个显著特征。“太阳”“太阳兽”“神兽”“神鸟”“四鸟载日”“獠牙吐舌”等，在出土陶器（陶片）中最为常见。我认为：这些图案除了远古先民们对与他们生存、生活密切相关的天、地、太阳和鸟兽的原始崇拜外，暗含着他们原始的宇宙观、人与天地万物乃至鬼神之间某种特定关系和关联的认识，体现着一种文明秩序或者文化精神。如下湾遗址发掘的陶片上的“神兽”图，一个“心”字型的“兽”脸上刻有三个圆圈中带“井”字图案。那么，这个图案究竟暗含着什么神秘信息呢？首先，圆圈中带“井”字图案，揭示了远古先民的“天圆地方”的天地宇宙观，圆圈代表“天”，“井”代表地，正好暗合了良渚文化遗址发掘的玉琮形制。不仅如此，这个图形是不是远古传说中的“九州”区划的雏形？抑或是秦代的“井田制”也受此启发？从古汉字学角度讲，古代“心”“胸”一物，二字通用，此图是不是含有“心怀天下”之意？再如“四鸟载日”图案所含的文化密码，是远古职官设置的一种象征（远古传说少昊氏，以鸟命名官职，所谓鸟官、鸟师）？还是“四鸟绕日” （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金沙遗址）、“金乌负日”（《山海经》中“金乌负日”的传说）这种文化现象的远古源头？但无论怎样，我们认为这个图案有君明臣贤、包容谐和、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文化内涵，与中华文化精神高度契合。还有“獠牙吐舌”图像，有学者将此图案与金文“酋”字字形作比较，认为这是“酋”字最早的象形文字，虽差强人意，仍可备一说，至少为我们打开了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思路。但我认为，这个图像很可能是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以及后世“龙”图腾的原始雏形。

（三）从文化起源的角度看，下湾遗址考古发现展现文化变迁，揭示文化发展规律。

考古界曾有两种权威观点，一种是瑞典学者安特生上世纪20年代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彩陶片（下湾遗址亦有出土），并以此彩陶片为由提出的中华远古文明“西来说”（据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一种是上世纪30年代有“中国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李济先生所提出的“北方说”。前种说法已被李济先生以及后来的考古发现彻底否决，而李济先生的“北方说”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他说：“经过安阳的几次发掘，有一点已经愈清楚了：中国早期的历史文化基本上是中国北部的产物；由于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的才干，这一文化通过与境外国际的交往而吸收了一切有用的文化因素，同时对新石器时代末期已在世界各地传布开来的新思想采取了接纳的态度。”（《李济文集》卷四503-509页）。从高庙遗址到下湾遗址的考古发现，大量的考古证据证明：李济先生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观点值得商榷。前辈考古学家郑光先生曾经就科学正确地开展考古工作说：“在考证文化时，应该把物质与精神文化合并考虑，不可有偏颇。同时，就物质与精神文化的考证而言，同样要考虑古今延续，不可前后断开，孤立看待而出现以偏概全。”实际上，考古器物的发掘与发现是有限的，而文化精神自古至今延续不断，仅以一时一地之器物或遗址来判定某种文化的起源与渊源，肯定会出现偏差，甚至得出完全背离真相的结论。下湾遗址至少早在7000年前就出现了大规模的祭祀，预示着文化的诞生，此其一；下湾遗址发掘的器物和遗存与北方也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但时间却早于北方，孰先孰后不言而喻，此其二；下湾遗址的商时期遗存中的商文化因素虽然“相对少见”，但终归还有，可管窥商周时期文化交流融汇之一斑，此其三。再者，李济所处时期，我国考古学刚刚萌芽，考古工作基础相当薄弱。当时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数量有限，除河南安阳殷墟外，其余均属于零散的调查和发掘，尤其是南方的考古发掘少之又少，所发现的考古实物资料不足以支撑判定南方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概况。故而，可知李济先生的文化起源立论多少有些“武断”了。撇开当今正在兴起的“中华文明起源黄河流域”和“中华文明起源长江流域”二说之间的争执，我认为：中华文明应该是在七八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点生发、东西交流、南北汇通、多元杂糅而又具有共同精神特质的伟大文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