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市下湾遗址遗存与泸溪地域文化特质（上）

祭祀坑 （资料图）

文化堆积层 （资料图）

唐正鹏

考古学是用实物资料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科学。实物资料包括遗迹和遗物，二者统称为遗存。遗存中不可移动的遗迹包括房屋、村落、道路、运河、墓葬等人工建筑物和设施。可移动的遗物包括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礼仪用具等人工制品。随着考古研究手段的拓展，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遗存也成为考古学研究资料的一部分，如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遗存，诸如洪水淤积、动植物遗骸等。

考古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出现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世界考古学发展经历三个阶段：一是1840年—1918年考古学发展的初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出现；以时间和空间为文化序列的“类型学”的产生；以汤姆森“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为基础的新分期架构理论的萌芽。二是1919年—1960年考古学的成熟期。这个时期的标志是“田野考古工作方法”的进一步完善；自然科学手段引入考古学；“文化区域”和“文化谱系”研究进入考古学视野；聚落考古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途径。三是1960年以来的新考古学形成及以后考古学流派（诸如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和性别考古学等）。

中国考古学起步较晚，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1948年。这一时期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数量有限，除河南安阳殷墟外，其余均属于零散的调查和发掘，考古工作基础相当薄弱。第二阶段为1949—1977年。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丰富的考古材料证实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论，彻底否定了中华文明起源西来说的错误论断。第三阶段为1978—2011年。这一时期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成果大量涌现。第四阶段为2012年至今。这一阶段，文物考古研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等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新时代。

尤其是近年来，大量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考古成果的应用不仅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拓宽了中华文明的存续空间，而且通过对考古遗存的文化解读，让人们对中华文明有了全新认知，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我们对地处沅水岸边“下湾遗址”遗存的考古学解读，就是按照相关的考古学理路展开的。也就是说，我们以下湾遗址的“遗存”为实物依据，从符号学、古汉字学、博物学和古典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解读，试图找出和判断以泸溪为代表的“区域文化”表征以及所属“文化谱系”，然后将所得到的“结果”置于“中华文明”这种大文化视野中，找出“泸溪地域文化”的特质及影响。

近两百年来的世界考古实践证明，人类文明的诞生绝大多数与“水”相关，中华文明的诞生莫不如是。

水，既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文化之源。下湾遗址的考古发现证明了泸溪地域文化与“水”相关，她逐“水”而居，面“水”而生，因“水”而灵，在悠远深邃的时空隧道和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叠积和融汇出了相当深的文化厚度，并以其开放包容、圆融中和、情理并重的特质，暗合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彰显中华文明的魂灵与精神，且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下湾遗址所在地隶属泸溪县浦市镇印家桥社区，地处沅江中游，坐落在古镇浦市北郊沅江左岸的一处低矮台地之上。 2017年8月—12月，经过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主动性发掘，这里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商周乃至唐宋时期依次叠压的文化堆积层；发掘了多座新石器时代、商周以及宋代等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刻画着蕴含特殊文化意义纹饰的陶片、玉器。尤其让人震惊的是：发掘现场发现200多个远古先民的祭祀坑（灰坑）……这一切都在诠释与验证着这么一个命题——这里是孕育南方远古文明的摇篮，同时也彰显了以泸溪为代表的地域文化特质及其深远的影响力。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解读。

一、下湾遗址的发掘及出土器物

这次发掘初步确定下湾遗址范围约3万平方米，考虑到遗址螺壳堆积埋藏的特殊性以及中心区域大量已被破坏并已祼露出来的遗迹现象，考古队采取10米×10米探方进行发掘和清理，先后布设了3批探方。其中，实际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清理面积（遭受破坏已无地层堆积）约1200平方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发现：

（一）相对丰富且延续不断的文化堆积。以编号为T20509的探方南壁为例，其上部堆积已被破坏（浦市地区其他考古发掘可证下湾遗址汉代以降的文化堆积），保存下来的堆积还有20层：1、2层为汉代地层，3、4层为商时期地层，5—20层为新石器时代地层。其中，新石器时代地层中，第6—14层和第17—19层为螺壳堆积层，其他地层基本不见螺壳。在这些螺壳堆积层中，虽然土质及颜色区别不大，但各层之间往往有较薄的土层相隔（历次洪灾造成的隔层），而且各层内的螺壳密度及结构特征也是有区别的。有的地层螺壳密集，有的稀少；有的地层螺壳呈粉末状或被焚烧过，有的基本为完整形态；有的地层含炭末多，有的甚至还有成片的烧结面。这些不同堆积的形成，显然不是简单的自然形成过程，而是与人类行为有关的极其复杂的堆积过程。

（二）数量众多、密集分布的祭祀灰坑。这次发现具有特殊用途的新石器时代“灰坑”数量达200多个，集中分布于遗址东北部，且分布相当密集。这批“灰坑”壁、底均有明显加工痕迹，形制规整，十分罕见。坑内发现大块砺石或陶支座，以及打制石制品，且有烧烤痕迹，坑内包含物以砾石及打制石制品居多，陶器较少，有少量动物遗骸。参与此次考古的相关专家认为，这批灰坑很有可能与当时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有关。

（三）新石器时代、商周乃至宋代墓葬。此次新石器时代墓葬可能大部分已被破坏，但仍有发现。墓葬开口层位已被破坏，墓圹为长方形，墓内基本不见人骨，个别墓葬可见人骨朽痕。随葬器物少，陶器更少，多见石器及少量玉器，个别墓葬还随葬骨器。石器以石斧为多，另有少量凿、铲、刀、璜、玦等。玉器以璜为主，形制有桥形和环形两种。根据墓葬出土的少量陶器特征判断，这批墓葬相对年代与洞庭湖地区汤家岗文化比较接近或略晚。商时期墓葬开口层位基本已被破坏，但平面形状仍然完整，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较狭长。一般不见人骨，个别墓葬可见少量保存极差的肢骨。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多者有十余件。陶器以泥质陶居多，常见黑陶或灰陶豆、高领罐等，夹砂陶多见红褐陶釜，有的还随葬陶纺轮或石器。这批墓葬特征鲜明，即墓圹极为狭长、随葬器物常见铺满墓底、随葬器物具有浓厚的地域特征。

（四）大量品类较多的新石器时代遗物。这些遗物包括陶器、石器以及少量玉器和骨、蚌器。其中较早阶段的陶器器表多呈炭黑色，以夹砂或夹炭褐陶、黑褐陶为多，泥质红陶较少，偶见白陶。

就陶器而言，一是器物造型以圜底器和圈足器为主，有少量平底器和双耳器。器类有高领罐、曲领罐、敛口罐、敞口罐、双耳罐、釜、圜底钵、圈足盘、敞口碗、簋形器、圈足杯、斜方形支座等。二是器物颜色较晚阶段的陶器多呈红色，有的器表施红衣，还有少量酱皮陶以及精美印纹的白陶和彩陶。三是器类较为丰富，包括筒腹釜、宽沿深腹罐、敛口彩陶罐、篦点纹矮圈足盘、印纹白陶盘、篦点纹折腹平底钵以及酱色素面碗、蘑菇形支座等。四是纹饰相对简单，器表施纹以戳印为主，刻划退居其次。常见绳纹及各种几何形纹饰，同时也有少量图像装饰，这些图像大多比较抽象，常见“太阳”“太阳兽”“神兽”“神鸟”“四鸟载日”“獠牙吐舌”等图像，图像化装饰是下湾遗址陶器一个显著特征。

故而，据此次考古发掘结果得知，下湾遗址是一处以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主的贝丘遗址，其年代上限至少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以前，下限一直到明清时期。根据其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器物的形态特征、纹饰风格等可以断定，下湾遗址揭露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属于高庙文化，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高庙文化的内涵，且对于探讨沅水中上游地区与洞庭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