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顺土司彭肇槐详考(上)
叶 红
彭肇槐,字公瞻,是清代永顺土司自请改土归流的主要推动者。长期以来,史界对永顺土司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实施过程及深远影响进行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对其主要推动者彭肇槐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以往的文章在提及彭肇槐时,多依赖《吉安府志》与《历代稽勋录》的记载,这些文献虽然为了解彭肇槐提供了宝贵资料,但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和记载的简略性,对其生平细节、仕途轨迹,特别是生卒年龄等的探讨不够详尽,留下了诸多空白。本文以《朱批谕旨》《清实录》《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以及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朝官方档案为核心史料,辅以《湖南通志》《江南通志》《莲花厅志》等地方文献及彭氏家族族谱,通过互证与考辨,力求还原一个比较全面、真实的彭肇槐。
自请改土归流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十二月十八日,湖广永顺宣慰司土司彭弘海以年老辞职,命其子彭肇槐袭替。”此记录为彭肇槐在清代官方档案中首次亮相,标志着其正式获得清朝政府的认可,成为永顺宣慰司第三十四代土司。
《历代稽勋录》中记载:“彭肇槐,号公瞻,洪海公长子也。于康熙五十年因父乞休,予告奉旨准袭永顺宣慰使司。”此时间应该为收到圣旨的时间,所以与《清圣祖实录》的记载略有差别。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保靖土司彭泽虹逝世,其子御彬年幼,泽虹之弟泽蛟欲篡夺其职,遭御彬阻止。御彬承袭后,行为淫凶,更与其叔泽虬、泽蛟相互劫杀,后经镇筸参将杨凯带兵调停,方得平息。据《保靖县志》记载,御彬以追捕泽蛟为名,暗结容美土司田旻如、桑植土司向国栋,率土兵掳劫保靖土民、客民男女千余人,贩卖分财。雍正四年,御彬因贪暴被革职提勘。
桑植土司向国栋残暴不仁,与容美、永顺、茅冈各土司相互仇杀。同时,向国栋与土经历唐宗圣因袭职之事产生矛盾,唐宗圣初欲使其女婿即国栋之弟国柄袭职。据《清史稿》“湖广土司传”记载:“雍正四年,唐宗圣与国柄联名上告,控告向国栋罪行,并与地方官合谋,请求改土归流。”雍正五年,总督追缴向国栋印篆,并裁撤桑植宣慰司经历一人。
雍正四年,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鄂尔泰连续上疏称:“欲安民必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鄂尔泰的建议得到雍正的首肯和支持。当年夏,鄂尔泰奏曰:““欲百年无事,非改土归流不可;欲改土归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献上纳贡,违者剿。”雍正正式下诏改流:“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掠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是以朕命各省督抚等,悉心筹划,可否令其改土归流,共遵王化。”雍正四年二月,鄂尔泰出兵攻贵州广顺州长寨,拉开了大规模武力改土归流的序幕。
随着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中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推进,作为直接后方的湖广就需要为其调运粮饷和补充兵源。所以湖广地区的稳定,不但影响西南军需的供应和保障,也会影响整个西南改土归流的战局。在雍正确定的“剿抚兼施、恩威并用”原则下,面对保靖、桑植土司的乱局,湖广总督傅敏采纳衡州副将周一德的建议:“容美性悍据险,未可骤取,先招桑植、永顺、保靖诸土司就抚,决其藩篱,彼自胆落。”一方面部署兵力,密令彝陵镇(今湖北宜昌市)总兵官整饰营伍,以堵诸土司前路,又调周一德率兵驻扎九溪卫、澧州、永定等处,以断后路,从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构成军事上的威慑。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湖广总督傅敏题,永顺宣慰司彭肇槐患病休致,请以其子彭景燧袭替,下部知之。”这应该是彭肇槐在面对西南地区大小土司被朝廷以武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桑植、保靖等地土司局势动荡、乱象频发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策略。此举也显示出彭肇槐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与谋略。
十一月初十日,吏部尚书、署理湖广总督傅敏在《亟请设县立营以定久安长治之策》中上奏雍正皇帝,“再查永顺土司彭肇槐,素常恭顺。臣令拨领土兵二百名同进。又官兵米粮,该土司用夫运送,克期无误。应否议叙,以为奉法勤劳者劝。”雍正批示“应奖赏者,备细声明,题请可也。”此记录表明雍正对彭肇槐在湖广土司乱局中的表现比较满意,示意地方官可以为其报请奖励。
清代汪中所撰的《述学》中《提督杨凯传》,对彭肇槐参与杨凯弹压桑植、保靖土司这段历史有更详细的记载:“桑植土司某、保靖土司彭御彬淫虐不法,总督傅敏请改设流官。世宗命凯兼桑植副将,以便宜摘印。凯檄辰州协守备王肃文、九溪协守备钮正己由九溪至桑植,由桑植至保靖。彭御彬闻之,尽撤其众,守桑植。而凯率镇筸右营参将王进昌、永顺土司彭肇槐由北河至保靖,获彭御彬并其党、送长沙,桑植由是遂溃。彭肇槐亦因凯,请以永顺归内地,并其地为永顺府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县。凯更为永顺副将。”此记录表明,杨凯弹压桑植、保靖土司时,已调九溪、辰州、镇筸等多处兵力,占领两土司的地盘。此时朝廷已经对永顺土司形成合围之势。
十二月十八日,此时湖广总督改为迈柱,其上奏:“窃照桑植、保靖二司土民,先因土官凌虐难堪,愿入版籍,蒙我皇上天恩,准其改土归流,土众欢呼向附,各土司亦感戴圣恩,闻风向化。今据桑植副将杨凯详据,永顺宣慰使彭肇槐呈请自愿改土为流,绘具舆图并册开土民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一户、男妇九万九千三百七十名口,并称祖籍江西,愿入江西原籍,请量授武职,仰报国恩等情前来。除另疏会题,并批行湖南布、按二司,将设官分汛一切善后事宜议详外,臣谨据详缮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施行。”雍正批曰:“此事具题到日,候朕再加斟酌。”
雍正版《湖广通志》中迈柱的《永顺宣慰司请改流疏》内容比前面《朱批谕旨》版本内容更详细:“……据永顺土司彭肇槐率男应袭彭景燧呈称:窃卑职系永顺土司,生长边地,毫无知识。蒙朝廷豢养殊恩,有加无已,命掌土司,约束土人。惟有仰体皇仁中外一体之圣心,从不敢残刻一事、暴虐一人,所属土人亦不敢妄生事端,硜硜自守,乃各上司所洞悉者。数年来竭力开垦,感冒风寒,染患手足麻木病症,医药罔效,不能办理上司事务。是以于雍正五年三月内具呈告病,求将土职与长子彭景燧承袭,业经通报在案。今于本年十月初九日,奉署督部堂檄行‘桑植司土弁向国栋暴虐不仁,残害土众,密陈改土归流,蒙皇上天恩,俯顺舆情,救土人出水火而登衽席’,命卑职带土兵二百名随杨副将行营听候调遣。卑职凛遵,扶病带兵,昼夜兼行,越山渡水,汗流浃背,旧病渐愈……据此,该臣看得湖南永顺宣慰土司彭肇槐,先因患病乞休,请以伊子彭景燧承袭,业经前署督臣傅敏具题覆‘彭肇槐准其休致,彭景燧准其承袭永顺宣慰司之职,换给号纸’,奉旨依议转行钦遵在案。前因桑植革职土官向国栋残虐土民,奉旨改土归流,又经前署督臣傅敏檄行永顺土官彭肇槐带土兵二百名随桑植副将杨凯行营听候调遣。今据副将杨凯详据土官彭肇槐同子彭景燧呈称:生逢尧舜之世,在于土人之中、不得与内地臣民之列,深自愧悔,造具册籍,绘具舆图,情愿改土归流,并求安插江西祖籍,量授武职微员效力。该副将见该土官旧病痊愈,年力精壮,尚可驱策,请题改流,并请量授伊父子流官武职效力图报……”
两个版本意思基本一致,分析有可能是上奏雍正时迈柱把内容进行了简略。雍正版《湖广通志》是迈柱亲自督修,在修志时所有的底档记录都还在案,为完整记录此段历史,便把彭肇槐所上奏的内容全部加进去了。奏折中彭肇槐关于自己疾病的陈述印证了前面的分析,这个“手足麻木”“医药罔效”是心病,不然,怎么会只通过“越山渡水”“汗流浃背”就能“旧病渐愈”?
湖广提督刘世明十二月十九日有《奏请永顺土司改土归流折》,奏折中详细陈述了所收到杨凯呈报的情况,还特别提到“并据该副将赍有永顺土司户口印册一本、舆图一张到臣。”“理合先将永顺土司原造户口印册一本、舆图一张,恭折进呈御览。”对比迈柱奏折的批示,雍正的意见有了更改:“览土司彭肇槐自愿改土归流,情词已悉。题到之日有旨。”
湖南巡抚王国栋有《奏报永顺土司彭肇槐呈请改土归流折》,奏折内容与迈柱、刘世明的基本相同。他是十二月初三就收到杨凯的报告,早于迈柱和刘世明十天,所以第一个将这个信息上奏给雍正。雍正对其奏折的批示为“此事朕另有一主见,尚未定,题到再斟酌。”
这些奏折说明,彭肇槐自请改土归流的时间可以确定为雍正五年十一月,这个时间比清政府对桑植、保靖两土司正式下诏改土归流早九个月。
综合以上史料,从报给雍正的内容看,王国栋、刘世明的奏折更为详细,有关于彭肇槐自请改土归流的原因详细表述,还有相关附件。但两人及《湖广通志》中的奏折一直以来不为大众所关注,相关研究论文和书籍均未提及。从雍正对三个奏折的批示看,其对永顺府改土归流的决定有个过程,开始是“另有一主见”,到后来朱批“事具题到日,候朕再加斟酌”,再后来接到刘世明奏折特别是看到奏折所附带的户口印册、舆图后才改为“题到之日有旨”。
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雍正皇帝上谕称:“永顺土司彭肇槐恪慎小心,恭顺素著,兼能抚辑土民,遵守法度,甚属可嘉。据湖广督抚等奏称,彭肇槐情愿改土为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从其所请,又据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实愿改土为流,情词恳切。朕念该土司既具向化诚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彭肇槐著授为参将,即于新设流官地方补用,并赐以拖沙喇哈番之职,世袭罔替。再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产安插,俾其子孙永远得所。著该部定议具奏。”此上谕说明雍正尽管收到三名大员的奏折,仍没有急于批复,一直等到王柔到京面奏,在全面了解当时湘西政局后才决定同意彭肇槐改土归流的申请。而彭肇槐自请改流的真正原因,民国版《永顺县志》一语道破: “开疆拓土,原为世宗本心,又有杨凯、王柔等逢迎之,肇槐于此虽欲不归流不可,推其意,以为负固不服,必遭灭族之患,似不若掩耳盗铃,尚得恭顺虚誉也,而况有世袭微职乎?”此上谕也标志着永顺土司八百多年统治的终结。
纵观史料,彭肇槐作为永顺土司,在面对清廷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浪潮中展现出一定的政治智慧。他在桑植、保靖土司内乱之机,以“病退”为名试探清朝政府的态度,又在面对大兵压境时以“主动归流”之举规避武力镇压,最终实现家族平稳过渡。清廷则通过“剿抚兼施”策略,利用土司矛盾分化瓦解,终结湘西土司割据。标志着清朝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从间接羁縻转向直接统辖,为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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