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领5万大军与殷商17万（一说70万）大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境内）进行总决战，史称“牧野之战”。这也是湘西土家族先民第一次参与的有文献记载的中原大战役。《尚书·牧誓》载：“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其中的“濮”“彭”“羌”等，均系土家族先民。战争的结果是商军溃败，周军大胜，并最后推翻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巴国受封】  西周初年，巴受封为姬姓诸侯国之一。巴人以“巴国”名世，大约始于周武王发动的“牧野大战”。战后周武王论功行赏，分封天下诸侯，巴人作战有功，这才被分封为巴国。目前关于“巴子国”的说法有二：一是因为巴人与周人同属于姬姓，论资排辈巴人比周人辈分低，属儿子晚辈，因此被称之为“巴子国”；二是周武王克商后，按照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封其宗族姬姓于巴地，称为“巴子国”。该事件在《华阳国志》等相关史料中均有记载，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其（巴）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达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及黔涪（今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四省市接壤一带）。”可见，其地理位置处于汉水上游一带。从此，巴子国与周王朝保持密切联系。周成王时，巴人参加在东都洛邑举行的诸侯集会，并贡献方物“比翼鸟”。春秋时期，巴国势力增强，但是受阻于楚国，南下川东，以图新发展。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所灭。这一历史过程在相关考古资料中也得到了印证，譬如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县）发现了巴国先王多座陵墓。

【春秋群蛮强盛】  自周平王东迁以后，中国的历史进入“春秋”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王朝实力的衰落，各地蛮族的力量逐渐兴盛起来。《左传》载：“平王东迁，蛮遂侵暴上国。晋文侯辅政，乃率蔡共侯击破之。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此所言的“蛮”，主要指濮蛮，即百濮部落。此时的濮人不仅“侵暴上国”，同时，也与楚国形成尖锐的对立，而且还成功的击败楚军，令楚帅屈瑕自杀。唐人李贤注：“《左传》：‘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其水，遂无次，且不设备，罗与卢戎两军之大败之。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也。’”这里所言的“罗”“卢戎”，系百濮中的支系，此时尚聚居于荆楚一带。在这场战争中，濮人大获全胜。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濮蛮势力确实相当强盛，是一支足以与楚军抗衡的力量。

【濮人贡丹砂】  是历史上濮人与周朝关系良好的记载。自从参与牧野之战，击败商朝军队后，濮人开始北迁，返回原居地，正式成为周朝的诸侯国，故而《逸周书·王会解》言：“成周之会，卜（濮）人贡以丹砂。”说的是在周成王时期的诸侯大会上，濮人向周王朝进贡丹砂的故事。相传丹砂是能让人长生不老的仙丹炼制中的主要原材料，因而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十分珍贵。此所言濮人进贡丹砂于周朝，足见濮人与周朝的关系非同一般。

【巴人入黔】  这是土家族族源为巴人的主要依据之一。该资料最早见于唐代梁载言在《十道志》中的记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然而，《十道志》一书早佚，上述记载散见于一些史籍的引文中。如《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一引之曰：“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该记载认为“黔中”即汉代五溪。据此，有的史家将“黔中”作为五溪解释，认为楚国灭掉巴国后，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地区，这部分巴人就成为湘西地区土家族的先民。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上文中的“黔中”系川东南古黔中。对此，有待进一步探究。

【五溪】  古代史籍对沅江中上游7条主要支流的泛称。历代典籍对“五溪”的记载沿袭不断，但名称也变化不一。除了酉溪、辰溪相同而外，其余各溪各书记载均有不同。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是记载“五溪”最早的文献，《水经注》卷三十七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为五溪蛮也。”《南史》也载“雄溪、樠溪、沅溪、酉溪、辰溪”；《文献通考》还载“酉、辰、巫、武、沅”；明《一统志》也载“酉、辰、巫、武、溆”。在有关方志中，“雄溪”也记为“熊溪”，“樠溪”记作“朗溪”或“明溪”，“溪”记作“无溪”或“無溪”。这些相同或相异的记载，其实是对沅江7条主要支流在“五溪”名称中的取舍。

【巴子兄弟入五溪】  据《十道志》记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亦载：“五溪谓酉、辰、巫、武、沅。故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据此学术界有的学者认为，巴国被楚国灭亡后，“巴子兄弟”即巴国王室的后裔被迫南迁，自乌江流域、清江流域进入了沅水流域。其带入的巴人文化对今天土家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成为土家族族源为巴人的重要证据之一。

【乌蛮入五溪】  乌蛮是中国古代属氐羌系统少数民族中的一支，史籍中先后有过昆明、筰夷、磨些蛮、东爨、黑爨、罗罗、倮倮等称呼，与今彝语支各族有渊源关系。乌蛮进入湘鄂川黔边，即史称的“五溪”地区，有明显的线索可寻。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贵州《大定县志》等载，今彝语支各族的先祖可追溯于洪水时代的“六祖”，即慕雅枯、慕雅怯、慕雅惹、慕雅卧、慕克克、慕济济兄弟六人。由“六祖”而繁衍成武、乍、糯、恒、布、默等六部。六部后经迁徙，分布于川、滇、黔的广阔区域，其中默部成为贵州彝语支各族的先祖。默部至其二十世勿阿纳之后，有一次较大变动。《大定县志·前事志》：“勿之少子不容于其兄嫂，涉居于南广鹿里，今镇雄是，既而强盛，乃帅其部沿延江东侵，至鼈之夷水保焉，今鸭池汛是，已而入晋乐。晋乐夷语谓之更糯，即今贵阳也，又西（应为东）南驰至都云洞，夷语谓这租义歹，留其部族居之，而已反居于鹿里，留都云者后分为十二部，五代史记云都云酋长尹怀昌率其昆明十二部附于马希范是也。”其事还见于《新五代史》《十国春秋》《永顺县志》等。昆明十二部归附马楚，时在晋高祖天福年间，恰与土家族先民首领彭士愁与马希范的“溪州之战”相吻合。故战后双方盟约《溪州铜柱记》明确记载：“盖闻牂牁接境，盘瓠遗风，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既言牂牁（贵州），又言“六子”分居后入五溪聚族，即明确地反映了乌蛮自贵州进入了五溪区域的史实。这也成为土家族族源“乌蛮说”的重要依据。

【楚人进入湘西】  是楚文化与湘西土著文化融合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具体年代尚难稽考。但从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大约在公元前800多年前，楚人叔熊就曾避难于濮地，此时湘西北部地区已经是濮人广布的地区了。相信叔熊的进入，也给湘西带来了先进的楚文化。100多年后的“蚡冒启濮”，也可以视为楚文化与湘西文化的一种交流。当然，最能表现楚人进入湘西的，还是湘西发现的大量楚墓。据周明阜等《凝固的文明》所载，在湘西，已发现楚墓数百座之多，其中从春秋至战国晚期的楚墓一直延续不断。由此可知，楚人大量进入湘西的现象在春秋中期就已经出现了。

【叔熊避难于濮】  公元前822年，楚王熊霜亡故，其弟弟们开始争夺王位，叔熊作为争夺的失败者，开始逃亡于邻近的濮人聚居地。《国语·郑语》载，叔熊“逃难于濮而蛮”。韦昭注：“濮，蛮邑……叔熊逃难奔濮，而从蛮俗。”这一事件，当为有史载以来，楚文化与濮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叔熊开始学习濮蛮文化，同时叔熊的逃奔，自然也会给濮人带来楚文化。虽说后来叔熊自己被蛮化，但由此濮人也受到了叔熊带来的楚文化的熏陶。

【蚡冒启濮】  指公元前706年，蚡冒开始征服濮人的行为。蚡冒为楚王，所谓“启濮”自然也就是指征伐濮地，而且，后来的史学家们都视蚡冒启濮为楚国强盛的标志。当然，这种军事征伐，也连带着文化交流，而这种文化交流对于湘西地区及其他地区的濮人文化的发展，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楚开濮地】  指楚国军队进入濮人居住地的历史事件。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这是楚国随着自身实力逐渐强盛，开始征伐邻国，以扩大自己的疆土。而濮人之国因与楚紧密相连，故而自然最先遭受楚军的攻击。在楚军的攻击下，第一次抗楚的军事行动虽以濮人的失败而告终，但濮人之国并未被灭，他们继续顽强地生存，并在后来与楚国发生过多次军事接触，其中胜败相继，血雨腥风。

【百濮反楚】  春秋时期，濮人与楚人的关系一直处于比较复杂的状态，时战时和。由于楚国的强盛，对附近的濮人造成巨大的压力，自然也激起濮人的强烈反抗。《左传·文公十六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这是公元前611年发生的事件。濮人在麋人的带领下，与庸人联合起来，乘楚国国内发生饥荒的时候，开始向楚国发起进攻。这次战争对楚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以至于楚国担心国都被攻破，而准备迁徙到阪高，以避其锋芒。

【舟师伐濮】  指楚国出动战舰，进攻濮人聚居地的历史事件。《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时间为公元前523年，由于濮人曾经因楚人出现灾荒时，联合其他区域民众进攻楚国，故而当楚国度过灾荒后，自然会为了雪耻而进攻濮人。由于楚濮实力悬殊，濮人再一次遭受失败。

【五溪归楚】  东周匡王二年（前611），楚国发生大饥荒，庸人煽动五溪蛮（今湘西自治州及怀化地区一带）的少数民族反楚。秦人、巴人助楚伐庸国，五溪少数民族与楚议和，五溪归楚，楚将军卢戢黎等共同灭了庸国。

【湘西楚文化】  是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文化地理范围而言，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是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江苏、浙江、安徽的北部则是晚期楚文化的中心区域；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楚文化影响。就其文化特征而言，楚文化最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尚赤崇凤，浪漫狂野，强悍进取，敬神好巫。随着楚人的进入，湘西土家族文化深受楚文化的影响，至今在土家族民间社会中依然处处可见楚文化的身影：在湘西的民间信仰、人生礼仪、生产生活习俗、民间工艺、民间文艺等领域中，无不透溢着楚文化因素。

【屈原与沅湘】  楚顷襄王六年（前293），屈原第二次遭到流放，并因此进入沅湘一带。在他的《涉江》一诗中，有这样的记载：“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辰阳，即古时的辰州，今天的沅陵一带。屈原到了沅湘一带后，“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屈原流放沅湘，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不幸，但对于湘西文明的发展却是一次难得的契机。因为屈原的到来，不仅改变了沅湘蛮族祭祀歌词，更重要的是还给蛮族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使得沅湘一带的蛮族群众得到屈原的教育，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对楚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避秦入溪州】  即汉民族融入溪州土家族的事件。据永顺县弄塔《王氏族谱》，说王氏“其先避秦奔楚之溪州，古为黔中地。因避秦南来，先入蛮地，立基于王村，结草为庐，羁栖于此。夫坐镇即久，仍得习蛮人风俗，解其语音，探其巢穴。于蛮驯者抚恤之，冥顽者诛戮之，然后征八蛮、平九荒、定五溪”。可见早在秦朝时期，汉族中的一部分人民就因为各种原因而进入溪州繁衍生息，最后融入湘西土家族群体中。

【板楯定三秦】  指刘邦利用板楯蛮的力量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攻占三秦的战争。汉高祖元年（前206）五月，刘邦为了夺取陈仓，先遣曹参取下辨故道，出散关，趋陈仓。秦朝降将章邯率军驻守陈仓，汉军料想自己难以从正面攻下陈仓，时赵衍向汉王献计，从山路小道绕过陈仓守军章邯的正面，从后面进行突然袭击。刘邦便派范目率领人军队绕过陈仓正面，从背后突袭陈仓，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最后大败章邯于陈仓。对此，《华阳国志》就这样记载道：“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民，要与共定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言：“阆中有渝水，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范目，人称范三侯，是阆中一带的大姓，巴人的部落族长。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勇敢，向刘邦提出组建巴渝劲旅、还定三秦的战略。刘邦委任范目董其事，范目迅速为汉王组建起七千人的军队。北定三秦，使刘邦得以统一天下，建立汉朝。范目被刘邦先后封以建章乡侯、慈凫乡侯、渡沔县侯。

【东汉板楯蛮起义】  灵帝光和中，巴郡板楯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汉灵帝准备发兵征讨板楯蛮。当时，灵帝向臣下询问征讨方略。程苞认为：“板楯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于兵战。昔安帝永和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楯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惧，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楯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丹阳精兵之锐，亦依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颙亦以板楯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但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汉灵帝觉得程苞所言有理，便派遣太守曹谦向板楯蛮宣告诏令，赦免板楯蛮此次反叛之罪，板楯蛮觉得朝廷对自己还算不错，便决定向朝廷投降。一场腥风血雨就此化为无形。

【文翁办学】  指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蜀郡太守文翁在川蜀蛮夷之地兴办学校的历史事件，这是土家族先民之一的巴人地区第一次兴办教育的历史记载。据《汉书·循吏传》载，文翁当时任职为蜀郡牧守，了解到其所在的蜀地蛮夷之风太盛，决定从文化教育入手，以化风俗。便亲自选择一批聪明伶俐的年轻人，在家亲自对其进行教育，还积极推荐他们前往京城求学。当这批年轻人学成归来后，便在成都兴办起第一所学校，召集了一大批学生读书。经过文翁的一番努力，蜀地蛮夷之风大减，文化之风大盛。甚至一些有钱人家也深感子弟读书的重要性，不惜花钱来求得入学资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翁所办的学校教育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蜀地的学习之风完全可以与中原齐鲁地区相媲美。

【里耶秦简】  即2002年，湘西考古工作队在龙山县里耶镇发现的3.7万多枚秦代简牍的简称。里耶秦简总计有20余万字，字体属古隶，内容多为官署衙门的档案资料，涉及秦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极大地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崇文认为，里耶秦简对研究秦的统一和秦文化的传播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研究秦王朝地方政权的一个标本。同时，里耶秦简的发现也昭示了湘西地区在秦代并非是一片蛮荒，相反却是文明相当发达、经济也相当繁荣的一个地区，从而真正地改写了湘西的古代历史。

【秦城里耶】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里耶秦简的出土，人们对里耶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常常称里耶为“秦城”。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里耶有秦代的古城遗址出土，是湘西地区少有的秦代城池之一。里耶古城邻酉水而建，总占地2万多平方米，四周有夯土筑的城墙、还有古老的护城河、房屋建筑遗址、排水设施，多座古井有规则地分布在古城内外，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城市系统。又据出土的秦简记载，里耶当时是秦朝重要的军事物质转运站，方圆数百里地域制造的刀、枪、箭、弩、羽翎、铠甲等物质聚集于里耶，并由此运往“洞庭郡”及其他地方。由于古代的湘西交通常常以水上交通为主，而里耶古城得天独厚，故而在秦朝时期就已经相当繁荣发达，成为湘西一带政治、军事、商业、文化的中心。

【秦代乘法口诀表】  是里耶秦简出土文物中的一批最振奋人心的文物。“乘法口诀表”从“一乘以一”开始，直到“九九八十一”为止，总共“千一百一十三字”，为数片木简所记载。其口诀表总体上与现代的乘法口诀表大同小异，如其中的“二五一十，三五十五”“二八十六，三八二十四”等，都与今天的乘法口诀表相同。“乘法口诀表”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了早在秦代时，湘西里耶秦城一带，已经有了教育机构的存在。里耶秦城的孩子们不仅要习文断字，而且还学习数学课程。因而它不仅对我国教育史研究，而且对于湘西文明史的研究都有着及其重要的价值。

【秦汉郡县制度】  秦汉时期盛行于全国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行政制度。秦时的郡，司马迁在《史记》里称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晋书》认为统一后又有所增设，可达四十郡之多。秦代的郡县制事实上直接涉及湘西地区。譬如说秦代设置的黔中郡，秦简中记录的洞庭郡等，都与湘西直接相关。汉代则改黔中郡为武陵郡，而且还在汉高祖五年（前198），在今湘西土家族地区设置酉阳县，县治在今永顺县王村镇（又称芙蓉镇），王莽时改武陵郡为建平郡，东汉时复为武陵郡，其属地依旧。可见湘西地区自秦汉以降，就一直与中央王朝保持着行政从属的关系，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宋均创办学校】  据《后汉书·宋均传》载：“宋均，字叔庠，南阳安众人也，少以父任为郎，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鬼巫，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人皆安之。”这段文字表明：东汉建武年间（25－56），湘西辰阳一带（相当于明清时代的辰州）迷信巫师，崇拜鬼神，很少了解先进的汉文化。为了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的面貌，教化蛮夷，在辰阳长宋均的倡导下，曾经兴办过学校，使当时的五溪蛮民子弟得到汉文化教育。这是有关湘西土家族先民教育事业兴办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宋均抚五溪蛮】  东汉时期，武陵蛮反叛朝廷。朝廷调遣武威将军刘尚率万人大军进剿，却全军覆没。朝廷闻讯，命令宋均率领部队救援。然等宋均赶到五溪地区时，刘尚大军已经被消灭。宋均正遇上伏波将军马援再次进剿武陵蛮的大军，被委任为马援部队的“监军”。不久，马援病故于今沅陵县壶头山。宋均作为部队的“监军”，深深知道想要用武力征服武陵蛮民，眼下已不可行，便及时地修改了朝廷的诏令，变“剿”为“抚”，并派遣官员吕种深入五溪蛮寨，向蛮民宣告被修改后的朝廷诏令。五溪蛮民“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遣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尽管这次宋均修改朝廷诏令，罪行极大，但因其考虑到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当时的情境，并且宋均的作法使朝廷军队免于损失，所以光武帝不仅不怪罪于他，还对其实施嘉奖，“光武嘉其功，迎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

【马援病卒壶头山】  据《后汉书·马援传》记载，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马援“进营壶头”，武溪蛮“乘高守隘，水急，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会援病卒”。对于《后汉书》中壶头山的具体位置，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壶头山属雪峰山，在湖南沅陵县东北沅江沿岸，接桃源县界，山高水险。一是认为壶头山应是澧水上游的张家界天门山。（参见罗维庆《马革裹尸何处还——马援征武陵蛮殁地新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相单程起义与宋均置吏】  相单程，东汉武陵郡人，光武二十三年（47），相单程率土家人揭竿而起，反抗东汉王朝。凭借地利人和之优势，一举打败东汉大将刘尚，再败马成，后将马援困死于沅陵壶头山。东汉几位大将的失败，迫使统治者另想办法，派遣宋均前去救援。据《前书音义》载：“均虑军遂不反，乃与诸将议曰：今道远士病，不可以战，欲权承制降之如何？诸将皆伏地莫敢应。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乃矫制调伏波司马吕种守沅陵长，命种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因勤兵随其后。蛮夷震怖，即共斩其大帅而降，于是入贼营，散其众，遗归本郡，为置长吏而还。”相单程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却换来了“宋均置吏”，即光武帝在土家族地区任命土官，开创了王朝任命土官的先河，可以说是羁縻制度的发端。《溪州铜柱铭文》对此有明确记载：“汉则宋均置吏，稍静溪山。”

【沅陵长吕种抚蛮】  吕种，东汉建武初年生，建武二十四年（48），担任马援征蛮部队中的司马。后马援病故，宋均改诏，派吕种前往五溪蛮村寨，宣布抚慰群蛮的条令，为国家立下功勋。事后，吕种被升职为沅陵长。据乾隆年间《辰州府志》所载：“种挺身奉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蛮夷震服，共斩其大帅而降。是役也，耿舒、梁松、马武等方与援为嫌怨，又军士皆病，非种才足以佐均平诸蛮，则全军几不反矣。”据考，“沅陵长”一职，相当于当时的县令，因为当时沅陵为蛮区，不设县令，故而名之曰“沅陵长”。

【陈从起义】  陈从，东汉溇中（今桑植县淋溪河）人。自幼酷爱习武，长大后，行侠仗义，成为当地蛮族群众衷心拥戴的首领。为了反抗东汉政府的“猥增贡赋”和“徭役失平”，他于汉章帝建初元年（76），率领当地蛮族群众起义，一举攻破零阳县（今慈利县）城。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陈从率领蛮族群众捣官府，杀长吏，抗赋税，深得蛮族群众的爱戴和欢迎。面对溇中蛮陈从的“反叛”，东汉朝廷同样采用“以蛮治蛮”的手段，招募“零阳蛮”五里精夫4000余人，对陈从的起义军进行镇压，残杀起义军战士400余人，陈从也在这次反抗中英勇就义。

【覃儿健起义】  覃儿健，东汉溇中人，是当时溇中蛮中继陈从后的著名首领。他从陈从起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先在淋溪河的了云寨建立大本营，名曰覃寨，号称天子园。此寨方圆六十里，三面峭壁深溪，仅三条羊肠小道可通。山上有坪，水源充足，广数十亩，可以开垦。他率领蛮族群众依仗险要，一边学武艺，演练战法，商讨策略；一边开垦田地，生产自给。这样，远远近近的蛮族群众纷纷前来投奔。当他觉得自己已经兵强马壮，粮草丰盈之时，便于建初三年（78）十二月，突然起义，先后攻占了零阳、作唐（今安乡）、孱陵（今湖北公安）等县，杀官吏，烧官府，声势浩荡，使汉章帝极为恐慌。建初四年（79）春，朝廷决定征发荆州七郡雄兵，加上汝南、颍川之刑徒5000余人，扼守零阳，以阻止覃儿健义军的军事行动。同时，朝廷又不断派人到充县（今桑植县）“招募充中五里精夫不叛者四千余人”，向覃儿健发起攻击，覃儿健不得不退守了云寨。追剿的官兵进入溇中后，大肆残杀百姓。覃儿健为了蛮族群众的生命安全，主动向东汉政府“请降”，却未得到朝廷允许。最后，官兵攻破覃寨，杀死了覃儿健。

【潭戎起义】  潭戎，东汉溇中人。覃儿健举兵时，潭戎年纪尚幼，但对先辈覃儿健十分敬仰。长大成人后，潭戎于汉和帝永元七年（95），率领溇中蛮族再次起义，燔烧邮亭，杀死长吏，轰动一时。当时武陵郡守再次招募其他地方的蛮族群众入伍，组织军队前往镇压。经过多次血战，潭戎率领的义军因众寡悬殊，起义又一次被朝廷镇压下去。

【田山、高少起义】  安帝元初二年（115），因为朝廷突然加重武陵郡的赋税，百姓深感压力极大。澧中蛮田山、高少等人，不满朝廷的赋税政策，发动充县（今张家界市桑植县等地）蛮族百姓，汇集了大约2000人起义。他们攻克县城，杀死官吏，一时州郡骚动。澧州刺史决定以蛮治蛮，招募州郡内的“五里蛮”和“六亭兵”，迅速组织起一支军队，镇压起义的蛮族，田山、高少等率领的蛮族起义被镇压下去。

【妄增蛮赋】  自应奉解职后，永和初年（136），新上任的武陵太守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急功近利，上书汉顺帝，主动提出增加武陵蛮地的赋税，将蛮族的赋税等同于汉民赋税。当时任职尚书的虞诩以为这样做是不行的，不仅朝廷得不到实惠，还很可能还会激发蛮族的反叛。但朝廷不采纳虞诩的建议：“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后悔。”结果，就在增加赋税的那一年冬天，澧中、溇中蛮觉得朝廷增加赋税违反了光武帝时期与蛮族的旧约，于是首先举行反叛，“遂杀乡吏，举种反叛”。

【应奉治武陵】  东汉顺帝时，武陵蛮首领詹山率领蛮族4000余人造反，他们擒捕县令，捣毁政府，抗交租税。朝廷派兵镇压，却常常被武陵蛮人击溃。朝廷下诏寻求治理武陵的人才。经公卿朝议，四府推荐，直到桓帝永兴元年（153），应奉出任武陵郡守。他结合当地实际，采用安抚蛮族的政策，并且在武陵郡实行改革，清除积弊，端正吏风，惩治了不法官吏，大顺民心，使武陵上下一新。詹山等人见自己的目的已经实现，或降或散，战乱很快得到平息。7年以后，应奉因事解职。不久，地方蛮民再一次反叛，桓帝派遣车骑将军冯绲再征武陵蛮。冯绲认为，武陵蛮民之所以反叛，主要是郡守不法，而应奉对蛮民素有威恩，蛮人只信服他，便上书请求让应奉与自己一同出征。朝廷任命应奉为从事中郎，赐钱十万。蛮民们听说应奉来了，有的便主动投诚，愿意接受应奉的管理。但大部分蛮族依然坚持战斗，最后被征剿平息。

【应奉办学】  桓帝永兴元年（153），应奉在担任武陵郡守时，一方面革除弊政，树立衙门新风尚；另一方面，还在武陵郡境内大力兴办学校，广泛召集地方子弟入学，以图用汉文化教化百姓，改变地方风俗，减少民间的反抗。尽管其用意在于治理武陵郡，稳定地方政局，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推动武陵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使得武陵蛮族百姓进一步认识了汉文化。虽然应奉在武陵任职时间仅仅才几年，但从湘西教育史的角度来看，应奉兴办教育的业绩同样是功不可没的。

【冯绲平武陵】  东汉桓帝延熹元年（158），武陵蛮众再次爆发起义，同时，长沙、零陵蛮众亦先后反叛。荆州刺史刘度、南郡太守李肃等纷纷弃城逃亡，整个荆南地区全部被蛮族攻占。面对如此动荡不安的局势，朝廷封冯绲为车骑将军，率领十余万大军进剿武陵蛮。冯绲在应奉的帮助下，一路进剿，所向披靡。不久，长沙蛮、零陵蛮便被讨平。接着便征剿武陵蛮，经过一番血战，“斩首四千余级，受降十余万人，荆州平定”。

【黄盖镇武陵】  东汉末年，朝廷委任黄盖为武陵郡太守，此时正是武陵蛮起义的高潮时期，郡内许多城池被蛮族义军所攻占。当时，武陵郡城亦岌岌可危。由于各地纷纷起义，朝廷的军队一时分赴各地平乱，而留守城池的军队寥寥无几。这一年的春天，蛮民们突然叛乱，将武陵郡城包围起来。当时武陵郡城内守兵仅仅500人，人人都知道，仅凭这点兵力想要守住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然黄盖却镇定自若，吩咐士兵，干脆将城门敞开。起义战士见城门不攻自开，蜂拥而入。当义军进入城中才一半的时候，守军拼命关上了城门。黄盖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斩首数百，余皆奔走，尽归邑落。诛讨魁帅，附从者赦之”。黄盖获胜后，大大地激发了城中守兵的斗志，他们在黄盖的指挥下，乘胜追击，直到这一年的夏天，“寇乱尽平”，各路蛮众见黄盖如此英勇，纷纷向黄盖投诚。“诸巴、澧、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

【东吴抚蛮】  三国时期（220－264），湘西这片土地恰好处于蜀、吴两国的边境，也自然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区域。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一月，吴、蜀两国发生了“宜都（今湖北宜昌市枝城）之战”，东吴大将陆逊攻占宜都，并驻守于此，原蜀国宜都太守樊友战败，弃城而逃。宜都境内的其他官吏及其所有蛮夷君长纷纷投降东吴。为了安抚各蛮夷君长，陆逊亲自将用金、银、铜等材料制作的官印，授予那些降服东吴的蛮夷头领，企图通过这种方式笼络蛮夷头领，使他们真心实意地归顺东吴。此所言的宜都，与湘西石门、慈利县接壤，因而可知，当时归降的蛮夷君长，自然也就包含着这些地区的蛮夷君长。

【五溪蛮归蜀】  昭烈帝章武元年（221）秋，蜀国将军吴班、冯习进攻东吴，驻扎于今湖北秭归县境内，五溪蛮僚首领得知蜀国发兵攻吴，便派遣使者迎接和慰劳蜀国的部队。章武二年，刘备亲自率军进攻先前失手的猇亭（今湖北宜都市北），并派遣马良进入武陵境内，招纳五溪蛮，同样给五溪蛮的首领们授予印绶。从此后，五溪蛮众真正归顺于蜀国。对此，《三国志》曾有这样的记载：“先主（指刘备）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

【潘濬平武陵】  潘濬，武陵人，三国时担任东吴的朝廷太常之职。孙权黄龙三年（231）三月，由于不满东吴政权的残酷剥削，武陵蛮再次爆发起义。孙权急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征讨武陵蛮猺。朝廷不断地调兵遣将，对武陵蛮族义军进行血腥镇压，直到嘉禾三年（234）十一月，太常潘濬和镇南将军吕岱的部队才终于平息了武陵蛮的起义。同时，为防止武陵蛮族后来的叛乱，潘濬还命令军队将士在酉水之侧修筑了众多的堡垒，步步为营，勉强维持武陵郡的局势。

【潘濬平五溪】  当潘濬平息了武陵郡蛮族的起义之后，郡内的五溪蛮夷又继而起义。东吴忙命刚刚获胜不久的潘濬挥师西进。潘濬深知，要平息五溪蛮乱，必须要做好两手准备：剿抚并用。当剿者剿，当抚者抚，而且必须重诚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蛮族群众心服口服地归顺东吴政权。当潘濬挥师西进后，潘濬一方不断激励将士，信赏必行，法不可干；一方面又多方安抚五溪蛮族，经过长期的剿抚并用，终于平息了五溪蛮族的叛乱。《三国志·潘濬传》云：“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郡蛮衰弱，一方宁静。”

【吴、魏争夺武陵】  武陵郡地域辽阔，所处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故而在三国时期，一直是魏蜀吴争夺的焦点。东吴景帝孙休永安六年（263），武陵郡蛮族全面起义，反抗东吴的残酷剥削。魏国得知这一消息，连忙派遣郭纯试驻守武陵。郭纯试率涪陵民兵屯扎于赤沙一带，采用安抚、利诱的方式，召集郡内一些蛮族首领，封官许爵，得到一些蛮族酋长的拥护，还主动出兵进攻附近的酉阳县城。武陵郡的官员们十分震惊，忙向东吴政权报告。东吴便派遣名将钟离牧率领大军，并连同武陵太守属下的军队一起，从背后攻击那些进攻酉阳县的蛮族群众，“斩魁帅及其支党，五溪平”。见武陵蛮部分酋长被东吴政权镇压，郭纯试知道自己兵单将寡，无法正面与东吴政权抗衡，只得悄然撤离武陵郡，从此，魏国的影响便从武陵郡境内渐渐消失。

【杜预抚南蛮】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消灭东吴的战争中，担任晋军的西线指挥。当东吴被消灭后，杜预被封为度支尚书、镇南大将军、当阳县侯，还出任荆州刺史。在任职荆州其间，他积极主张兴建水利工程，防止旱涝灾害，引滍水、淯水灌溉田地，使1万余顷农田受益。为了使屯田和普通民田均能得到灌溉，杜预又把水渠按照地段标上界石。杜预开凿了从扬口到巴陵的运河，使夏水和沅、湘两水直接沟通，既解决了长江的排洪问题，又改善了荆州南北间的漕运难题。杜预的政绩，受到了当地人民的赞扬，老百姓称他为“杜父”，并歌颂说：“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诸葛营】  指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兵驻扎的地方。由于诸葛亮的声名隆盛，一些距离蜀国很远的地方也称自己的土地曾经是“诸葛营”。但湘西地区曾经一度归顺于蜀国，故而其地有很多有关“诸葛营”的地名。如清乾隆年间的《黔阳县志》就曾引《大清一统志》的记载，湘西诸葛营“有四，俱在黔阳县。一在东南安江；一在县南渡名瓮城，一在县西南原神乡，一在县西南托口。相传俱诸葛武侯屯兵处”。

【僚人入蜀】  指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发生的一次大规模移民事件。僚人是指汉唐时候我国古代西南、华南地区分布广泛的少数民族。西晋永嘉五年（302）后，四川南边的犍为郡、僰道县就有大批僚人入住。到了东晋时期，牂牁、夜郎等郡成为成汉与东晋反复争夺与鏖战的地方。从东晋咸康年间（338）开始，居住在贵州牂牁的几十万僚人开始北上入蜀。东晋与成汉双方争夺的目标不仅是土地，还有劳动力，因此，成汉政权在李寿时从南中、牂牁等地又掠夺了大批僚人入蜀，以充实因战争而荒芜的城镇，还迁徙了3000多户来充实成都。据统计，成汉时入蜀的僚人就有10余万户，58万多人。西晋时所设置的15郡，即蜀、犍为、汶山、汉嘉、江阳、朱提、越雟、梓潼、广汉、新都、涪陵、巴郡、巴西、巴东、建平，除新都一郡外，其余14郡都有僚人。

【应詹抚南蛮】  晋明帝时（322－324），王澄出任荆州太守，他委命应詹统帅南平、天门、武陵三郡的军事。不久，天门、武陵溪蛮一起举行起义，应詹率兵征讨，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战乱。但由于当时朝廷混乱，政令不一，增赋加租，横征暴敛，武陵等地蛮族民怨沸腾，准备再次叛乱。应詹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集境内蛮酋，与他们破铜券，立盟约，决不增加租赋。这种轻赋薄敛的政策，深得蛮族的拥护。故而，尽管当时天下大乱，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唯应詹治理的南平郡、天门郡、武陵郡的蛮族百姓却不反抗，甚至人们还将应詹安抚蛮族的政治行为编成歌谣，到处传唱。其歌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

【陶侃抚慰南蛮】  陶侃，东晋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建兴元年（313）任荆州刺史。后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还担负荆、雍、益、梁等八州诸军事的重任。在他担任荆州刺史期间，荆州正遭遇大灾荒，百姓多饿死。为了赈灾救民，陶侃积极推行平粜政策，在秋收之际，乘粮价较低的时候，大量采购粮食，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则平价出售粮食，从而使得荆州百姓终于渡过饥荒，“士庶欢悦，咸蒙济赖”。数年之后，荆州地区处处仓廪充实，人情翕然安定，人人称颂陶侃的治理才能，而且远远近近的百姓，都愿意迁徙到荆州，做陶侃治下的顺民。

【陶侃平五溪蛮】  建兴三年（325），杜弢率领的流民起义部队从武陵郡沅水出发，进入五溪蛮地（今湘西一带），积极发动五溪蛮夷，组建水军。并利用这支由五溪蛮组建的水军截断朝廷军队的运粮通道，一边还乘舟向武昌发起进攻。当时陶侃担任荆州刺史，派部将郑攀及伏波将军陶延，乘着夜色，突然进入巴陵（今岳阳市一带），五溪蛮军毫无防备，突然受到攻击，纷纷逃散。来不及逃散的士兵则被残忍地杀害。《晋书》曾对此如此记载：“潜师掩其不备，大破之，斩千余级，降万余口。”

【郭亮之乱武陵】  东晋末年，天下大乱。后来刘裕异军突起，平息桓玄的叛乱，成为当时国内实力最强的一方领袖。郭亮之此时则跟随司马休之，成为司马休之的心腹。安帝义熙十一年（415），刘裕因不满司马休之，派兵征讨。当时司马休之正担任荆州刺史，深得民心。他命令郭亮之前往武陵郡，招聚蛮众，向武陵郡守王镇恶发起攻击。而王镇恶当时深得刘裕的信赖，但却在郭亮之与蛮族的攻击下，不得不弃城逃走。刘裕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参军沈林子率领军队讨伐郭亮之，“斩郭亮之于七里涧”，再次委命王镇恶出任武陵郡守。武陵郡的局势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田向求起义】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天门蛮族因不堪官府残酷剥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田向求愤然率领当地父老兄弟起来反叛，并攻破溇中城池。当时的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得知军情后，派遣参军曹孙念领军征讨，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终于平息了这次蛮民的反抗活动。

【桓诞附魏】  桓诞，南北朝时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集）人，字天生。其父为桓玄。《南齐书·陈显达传》载：“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桓玄被朝廷所杀以后，桓诞逃亡入大阳蛮群之中，逐渐习惯于蛮人风俗，化为大阳蛮族。因其足智多谋而被群蛮推举为蛮族首领，管理着8万多户蛮族人口，实力相当强盛。后内附于北魏孝文帝，被封为襄阳王。居住于沔水以北，叶以南。曾出兵南攻义阳、竟陵，均无功。太和十八年（494）入朝洛阳，不久病故。

【五溪蛮起义】  后废帝元徽二年（474），沈攸之担任荆州刺史，为了盘剥治下百姓，他挖空心思地搜刮当地百姓的钱财。五溪蛮地不产盐，他便故意截断通往五溪蛮地的运盐道路，让五溪蛮族无盐可食。还派遣使者与酉溪蛮王田头拟商议，要想疏通运盐道路，就得每年缴纳格外的赋税。五溪蛮民十分愤怒，田头拟一气之下，便将这位使者杀死。得知使者被杀后，沈攸之要五溪蛮用一千万钱来赔偿使者的命。田头拟将五溪蛮能够拿得出的钱都拿出来，只凑得五百万，沈攸之得了五百万后，依然不让运盐道路疏通。田头拟被活活气死了。田头拟的弟弟娄侯接任其位，安抚蛮众，率领蛮族把武陵郡城给包围起来。武陵内史萧嶷急忙组织军队，派张莫儿担任指挥，击破了田娄侯。见田娄侯兵败后，田头拟的儿子田都在僚族的支持下，请求官府立自己为蛮族酋长。内史萧嶷诛娄侯于郡狱，任命田都继承职位，五溪蛮众安定下来。

【田思飘反抗】  齐高帝建元三年（481），酉溪（今湘西州北部境内）一带发生饥荒，蛮民百姓无法活下去，便在田思飘的带领下，进入武陵郡城周边地区以抢劫为生。当时任武陵内史的王文和见酉溪蛮扰乱自己的辖区，忙率军征讨。田思飘见官军前来，假装后退，引诱官军追击，等到官军距离武陵郡城已经相当遥远了以后，便派遣一支蛮军，从官军的背后突然杀出，截断其运粮的道路，并对王文和的军队进行前后夹击。眼看王文和就要被消灭的时候，豫章王萧嶷急忙遣中兵参军庄明率领剩下的500士兵以及从湘州镇兵中召集来的兵士共1000多人，拼命前往救援。在这场激战中，田思飘不幸被弩箭射中，英勇牺牲。酉溪蛮众见首领战死，只得放下武器向官军投降。

【兰钦讨武陵蛮】  梁武帝普通六年（525），武陵境内蛮族再一次反叛朝廷。朝廷命令兰钦统帅衡州三郡官军前往征讨。当时武陵郡蛮与桂阳郡、阳山郡、始兴郡的蛮族一道起义，兰钦率军一一平息。接着又挥师北上，集中兵力征讨武陵郡蛮，最终武陵郡蛮的反叛活动也被平息下来。

【杨思勖屠杀溪州】  杨思勖，唐玄宗时期的宦官，罗州石城人，本性苏，从小进宫，被杨姓宦官收养后改姓杨。他跟随唐玄宗平定了宫廷政变，升为左监门卫将军，成为玄宗的得力臂膀。开元十二年（724），五溪蛮首领覃行璋率领蛮族群众反叛朝廷，朝廷任命杨思勖为黔中招讨使，率兵6万前往征讨，经过多次激战，杨思勖活捉了覃行璋，并将覃行璋押送长安。后朝廷赦免了覃行璋的罪过，还给他封了一个官。但杨思勖当时并不因为已经平息叛乱而撤军，反而在五溪蛮地长期驻扎，四处搜杀散乱的蛮族群众，致使溪州一带血流成河，以3万多人的生命为代价，杨思勖这才班师回京。杨思勖的这次残酷的屠杀，对于溪州的社会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

【彭瑊入湘西】  据彭家家谱等资料记载，彭瑊，系江西吉州刺史彭玕之弟，《资治通鉴》中记载：“昭宣帝天祐三年（906），吉州刺史彭玕降于湖南。”《十国春秋·楚王列传》中有：“文昭王（马希范）顺贤夫人彭氏。父玕，官唐吉州刺史，梁开平末为吴所败，帅众奔武穆王（马殷，马希范之父）。武穆王怜其忠，表领彬州，且为文昭王娶其女。”彭瑊、彭玕兄弟与楚王攀亲后，受到重用。据《永顺土司稽勋传》载：“彭瑊，字瑞规，乾化末年，官金紫光绿大夫、检校司徒，在吉州之乱，从兄彭玕率众奔楚，秉政持衡，拜金紫光禄大夫，任辰州刺史。”彭瑊乃彭士愁之父，父子进入湘西后，征服湘西土著头领吴著冲，引发溪州之战立铜柱，担任溪州刺史兼任都誓主，开创了彭氏统治湘西八百年之基业。历代彭氏励精图治，建都老司城，奉旨抗倭寇，与田、向、覃、龚、王等姓氏为赢得生存空间，结成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居住区域、共同生活习惯、共同心理素质的土家民族共同体。

【彭瑊联合向柏林灭吴著冲】  据谱载，吴著冲乃湘西土著头人，是彭氏家族统治湘西的最大障碍。仅凭彭氏一己之力，难以撼动吴著冲世代经营的根基。向柏林乃土著向氏家族头目，与吴著冲原为友好睦邻。彭氏通过各种手段，与向柏林联手，攻杀吴著冲，取得了对湘西的统治权。清光绪《龙山县志》卷六对这段历史作了详细记载：“其先有老蛮头吴著冲，今邑之本城洗罗、辰旗、董补、洛塔、他砂诸里，皆其世土。因延江西吉水县彭氏助理。彭氏以私恩结人心，日渐强盛。至彭瑊，谋逐著冲，著冲败走猛洞，瑊复众击之，遂匿洛塔山。时有漫水司土官之弟向柏林，骨肉不和，归瑊。瑊令柏林攻吴著冲，著冲因毙于洛塔山石洞。瑊以洛塔之地酬向氏，余土归瑊……又有惹巴冲者，与吴著冲结为兄弟，今邑之明溪、五寨、坡脚、捞车、二梭、三甲、四甲诸里皆其世土，后亦为瑊所并。瑊于梁开平间（907－911）归顺，命为溪州刺史。”流传于土家族聚集区的酉水船歌也证实此事件：“向老官人不脚色（土家族俗语，即不是好汉），投奔土王当卖客。”这是湘西地区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奠定了彭氏统治湘西八百年的基础。

【马楚与彭氏溪州之战】  五代十国时期，形成了“中原王朝”和“吴（南唐）政权”为中心的两大政治同盟，马楚政权为了对付吴（南唐）的威胁，选择了与中原王朝结成联盟，来抗衡吴（南唐）。到了马希范统治的时期，溪州彭氏政权不断壮大。彭氏政权在933年时倒向后蜀政权后，无疑对楚国西部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在此严峻的形势下爆发了“溪州之战”。天福四年（939）八月下旬，彭士愁亲率溪州、锦州（今湖南麻阳一带）、奖州（今湖南芷江、会同一带）军队一万余人，进攻楚国边境辰州（今湖南沅陵）、澧州（今湖南常德）。战争开始阶段，溪州军队一度获胜，后来楚王马希范派左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领五千衡山兵前去征讨支援，进攻溪州。溪州军队一度失利，彭士愁退守保山寨。然而，由于楚军不熟悉环境，损兵折将，损伤严重，楚将廖匡齐战死，一时也没有办法战胜溪州兵。于是，天福五年（940）正月，彭士愁派遣其子彭师杲向楚国请降，楚国接受了请求。楚国与溪州双方缔结了盟约，历时半年之久战争结束。无论是从参战规模、战争持续时间、还是就双方投入的兵力来看，这不仅是楚国和溪州政权最具影响力的一次战争，而且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战争之一。

【溪州铜柱盟约】 “溪州之战”后，参战的马楚政权和溪州政权双方签订了“溪州盟约”，该盟约的内容于天福五年（940）刻于铜柱上。后来，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溪州彭儒猛叛乱被平定后，在该铜柱的空隙处又加刻了54个衔名。溪州铜柱铭文总字数为 2614 字，由两部分铭文所组成：第一次是天福原刻文字，“从天策上将军起”至“十二月壬辰朔二十日辛亥立”止，共计2121字；第二次是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加刻493字，由“维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竖立记。铜柱高壹丈贰尺，内入地陆尺，重五千斤，并石莲花台及下有石頳”和54个衔名组成。其主要内容由四个主要部分所组成：一是铜柱记文与铭辞，介绍溪州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及历代中央王朝对溪州的管辖统治政策；二是介绍了溪州之战及盟约起始经过；三是叙述了参与盟约签订的楚国和溪州双方的誓状文内容；四是立誓双方代表的题名。铜柱经过多次迁移，现存于湖南永顺芙蓉镇。

【群蛮附楚】  溪州之战后，锦、奖、溪等州和宁州蛮、都云蛮、牂牁蛮、罗甸王等部落归附楚王马希范。据《十国春秋·卷六十八楚二·文昭王世家》记载，溪州之战后，“自是宁州蛮莫彦殊以所部温那等十八州、都云蛮尹怀昌率其昆明等十二部、牂牁蛮张万濬率其彝播等七州，皆前后来附”。明确记述了溪州之战前诸蛮归附彭士愁，战后随彭士愁附楚的史实，这些蛮均来自于西南牂牁即今贵州地区。

【溪州铜柱北移】  自溪州铜柱树立后，就成为溪州政权与中央王朝的“边界柱”。宋代，溪州刺史彭儒猛试图扩大地盘，将“溪州铜柱”北移的行为，被认为是扩大边界的企图，于是引发了一场北宋与溪州政权之间的一次战争。北宋天禧元年（1017），诸路大饥，溪州刺史彭儒猛趁机向邻境扩展，侵扰辰州边境，把溪州铜柱北移，扩大领地。宋廷遂以“毁铜柱盟约”之过，出兵遏止，令其将铜柱迁回原地。于是，朝廷派都巡检使李守元和知辰州钱绛等率兵前去镇压，钱绛等攻入下溪州，破砦栅，斩蛮60余人，降老幼千余人。后经顺州蛮（今湖北宣恩县）酋长田彦晏从中斡旋，彭儒猛请降，朝廷下诏请辰州通判刘中象，与溪州刺史彭儒猛到明滩（今沅陵县明溪境内），“歃血要盟”，结束争端。朝廷命令将溪州铜柱归还。此事件刻在铜柱之上，即“天禧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竖立记”。

【铜柱再次复归】  指北宋时期溪州铜柱失而复得的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皇祐二年（1050）辰州知州宋守信得知彭仕羲将要为乱，与辰州通判贾师熊、转运使李肃之合议，决定率兵数千前往溪州讨伐彭仕羲。彭仕羲为守住疆土，率军与官军作战，虽兵败逃遁于别的峒寨，但官军受损十之六七。不过，官军却将溪州一部分人口和溪州铜柱抢走。朝廷得知此事后，对宋守信等人予以惩罚，各自降职。后，朝廷再组织官军前往讨伐，彭仕羲见朝廷震怒，决定归附朝廷。北宋嘉祐二年（1057），彭仕羲“乃归所掠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蛮众七百饮血就降”。在彭仕羲的要求下，原先被官军抢走的彭仕羲的家口妻孥以及溪州铜柱也再次回到溪州境内。一场军事冲突最终得到和解。

【以粟换盐】  北宋初年，朝廷与溪州订立的盐政约定，是北宋王朝实施的羁縻政策之一，宋王朝企图通过这种经济手段来控制蛮夷之地，使他们归顺。北宋初年，朝廷官吏滥征盐税，不少盐民被迫停产，食盐供不应求。盐政当局禁止施州、黔州等地运输食盐，引起鄂西土家先民愤恨。据《宋史》记载：“蛮地饶粟，常泛盐。”于是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对于盐的争夺非常激烈。在高州（今湖北宣恩县）刺史田彦伊领导下，各羁縻州于宋代咸平二年（999）发动反抗斗争，引起朝廷重视。宋真宗闻报，诏令夔州路转运使丁谓督办供盐事宜。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上曰：“此亦常人所须也，何以不与之？”乃诏谕谓。谓即取诏传告陬落，群蛮感悦，因相与盟约，曰：“自今有入寇者，众杀之。”且曰：“天子济我以盐，我愿输以兵食。”丁谓前往高州向田彦伊等人传达了宋真宗的旨意。经过会谈，达成协议：“以粟换盐”，并在宣恩立“咸平石柱”为盟，解决了土家先民的食盐问题。

【如意大王】  是宋代溪州土司彭仕羲造反起义时自封的封号。明道元年（1032），彭仕羲承袭父职为下溪州刺史，累封检校尚书右仆射。在其任职期间，为了扩张家族势力，残杀誓下十三州将，吞并十三州土地，还自号为“如意大王”，给下属和子侄封官许爵，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后来，还率领部属多次进攻相邻州郡，给当时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嘉祐二年（1057），在宋朝军队的征剿下，彭仕羲重新归附宋朝，并按时给朝廷进贡。后为其子所杀。

【彭思万、彭胜祖历史关头顺朝廷】  1276年南宋灭亡，彭思万主动归顺元朝，授武德将军。此后，元朝改羁縻制为土司制。土司制度是较羁縻制度更完善的土官制度，元朝统治者正式把土官纳入国家官制系统中，给土官与流官一样的品秩。元延祐七年（1320），彭胜祖自设安抚司，后得朝廷认可。从羁縻制到土司制，是一场政治改革，不乏反对者。《元史·刘国杰传》：“初，黔中蛮既内附，复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今湖南澧县），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犯辰州（今湖南沅陵县），朝廷尝讨降之。”溪州刺史彭思万、彭胜祖把握时机，归顺元朝，实行土司制，顺应历史潮流。他们在元初湘鄂西诸洞蛮土酋中，属于较早接受土司制度的，当属湘西土司制度的开拓者。

【彭氏土司五建治所】  一是王村治所。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柴焕波著文《从王村到老司城》称：“《铜柱记》中‘乃迂州城，下于平岸’，是指将位于山坡上的州治，迁移到平地。这个山坡上的州城，即五代彭氏集团主要活动中心下溪州州治，推测应在王村。”二是会溪坪治所。熙宁五年（1027），彭师晏袭州事，宋王朝下诏筑下溪州城，即《铜柱记》中提到的“平岸上的州城”，城址在会溪坪。三是龙潭城治所。“永顺司宗谱载，彭氏祖宗多葬弄塔村。”（乾隆五十八年《永顺县志·卷一地舆志》）“龙潭城在云蔼山下，其地一名弄塔，宋季彭允林建治于此，遗址尚存。”2010年1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队再次调查龙潭城，并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宋代城墙和宋代文化层，证实了一个宋代城址的存在。龙潭城宋代城墙和文化层的发现，第一次从考古遗存上确认了明代以前的土司踪迹。四是老司城治所。据清代《永顺县志》记载，土司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袭职后，常感誓下州受辰州约束，于是迁其治于灵溪之福石郡，即今老司城，现老司城后山称为福石山。老司城选择在一个偏僻贫瘠的山区，主要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自然环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环绕着城址，又有一系列险峻的军事关隘和防御设施。城址包括宫殿区、衙署区、街道区、墓葬区、宗教区、苑墅区等几个部分。五是颗砂城治所。明朝中叶永顺宣慰使司彭世麒（1492－1509年在任）置颗砂土司行署，末代土司彭肇槐于清雍正二年（1724）迁治于此。

【溪州彭氏六贡楠木】  明代建造宫殿、皇陵，对木材有特殊要求，宫殿纯用楠木，门楼主用楠木。《明史·食货志》记载：“采木之役，自成祖缮治北京宫殿始。”朝廷专设木政负责采木之事。采木是项“最巨且难”的浩繁工程。民谣称伐木者“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尽管如此，各地对上贡楠木十分积极，因为上贡楠木，一可以密切地方与朝廷关系，二可以得到丰厚回赐，三可以加官晋爵，四可以免除罪过。古溪州有历史记载的上贡楠木活动就有六次：《明史·湖广土司传》中记载，正德元年（1506）贡楠木二百根；《明史》卷三百一十载：“正德十年（1515），永顺土司彭明辅献楠木三十根，次者二百根；正德十三年，永顺土司彭世麒献大楠木四百七十根；同年，彭世麒之子永顺土司彭明辅又献大木备建宫室；嘉靖四十二年（1563），以献大木功再赏，加明辅都指挥使，赐蟒衣，其子掌管宣慰司事；右参政彭翼南为右布政使，赐飞鱼服，仍赐敕奖励。四十四年，永顺复献大木，诏加明辅、翼南二品服。”湘西距京城遥遥万里，在没有大型运输工具的古代，六次上贡大楠木，是多么浩大的工程。

【溪州彭氏土司抗倭】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永顺土司彭翼南祖孙率兵3000、家丁2000，保靖土司彭荩臣率兵5000，奉旨赴江浙抗倭，在苏州府桃江地区首战告捷。同年四月，永顺、保靖土兵有王江泾合围倭寇，倭寇腹背受敌，损失惨重，被斩、伤1980余人，溺水者甚众。《明史·湖广土司》中记载：“王江泾之战，保靖猗之，永顺角之……盖东南战功第一。”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倭寇、大海盗徐海率万余人聚集浙江乍浦，焚舟以示死战。八月，永顺、保靖、容美土兵到达，展开激战。《倭变事略》：“自寅到酉，连战数十余合，各贼大败，擒斩一千二百余名，焚死倭贼不计。”溪州彭氏土司抗倭，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土司交往朝官】  指土司与朝廷官员的社会交际活动。土司要想维持自己在朝廷中的形象，仅仅依靠自己的效忠是不够的。皇帝对某地土司的看法，主要来自于地方官吏的报告和朝廷官员的意见。所以，明代时期，永顺、保靖土司常常在京城设置有专门的机构，用来向朝廷官员打听内部消息，当然也少不了给朝廷官员一些礼物。据历史记载，明朝的丞相徐玠（阶）、著名官员王守仁等，都与湘西土司有着良好的交往关系。

【徐玠与永顺土司】  徐玠（阶）（1503—1548），松江华亭人（今上海市），明嘉靖二年（1523）探花。是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老师，后担任明朝内阁首辅，是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徐玠（阶）与永顺彭氏土司关系不错，经常照顾彭氏土司，给他们一些重要的朝廷信息，甚至曾亲自为土司撰写碑文。

【王守仁与永顺土司】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余姚）人，自号阳明子，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道释各派学说。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永顺彭氏土司与王守仁的关系十分密切。明嘉靖四年（1525），广西土官岑猛反叛，朝廷征调永顺土兵前往征剿，当时王守仁为军队总指挥。永顺土兵奋勇冲杀，大获全胜，岑猛被斩首。但由于广西水土原因，永顺土兵多染瘟疫，病死于南宁。王守仁班师回朝，特地为病死、战死的永顺土兵撰写祭文，以表达自己对永顺土司的深厚情谊。

【土司仇杀】  指土司与土司之间因为仇恨而相互杀戮的恶劣社会现象。土司之间的仇恨主要因为权与利的争夺而形成。当一方实力较弱的时候，较强的一方就会仗势欺人，夺走这方的权力或其他利益，而当这一方实力逐渐强大起来以后，就会为雪耻而攻击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一方。这样冤冤相报，无休无止，弄得民不聊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在整个土司统治时期内，这样的仇杀现象并不少见。如《清史稿·湖广土司》载：“保靖宣慰司……雍正元年（1723），泽虹病，子御彬幼，泽蛟欲夺其职，为御彬所遏。迨御彬袭职，肆为淫凶，泽蛟与其弟合谋，互相劫杀。”

【土司联姻】  指土司与土司之间利用婚姻关系，结成联盟的社会现象。土司之间的婚姻关系，与一般百姓之间的婚姻关系不一样。他们的婚姻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婚姻，或者是一种军事性婚姻。通过婚姻这一血缘纽带，增强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土司子弟求学】  指明朝时，湘西彭氏土司子弟前往外地求学读书的历史事件。明弘治十年（1497），皇帝鉴于各地土司不懂王化的事实，特地颁布诏令：“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愚顽。不入学者，不得承袭。”要求土司应袭子弟必须入学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在这种大的社会政治形势下，湘西彭氏土司子弟便纷纷开始四处求学。他们或去附近的辰州府，或远赴四川、湖广武昌或长沙等地入学读书。直到学成归来，方准承袭父辈的职位。朝廷的这种诏令，表面上强迫土司接受汉文化，但客观上却起到促进溪州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推动溪州本土文化的发展。

【登坛行歃血礼】  指土司之间的一种政治结盟仪式。康熙四十二年（1703）六月初一日，保靖宣慰司彭泽虹派干办舍人余星携书信与礼金，与容美宣慰司约盟，容美田土司派其长子田丙如率领宣慰司衙署各舍把与保靖彭宣慰司代表余星登坛行歃血礼，由大文人顾彩亲自书写盟书。

【舍把为政】  清康熙年间，保靖宣慰使彭鼎之子、五营副将、舍把（总舍）彭泽蛟和彭泽虬等人，趁保靖土司彭泽虹病废反叛，应袭者彭御彬年仅4岁，保靖土司由彭御彬之母彭氏护印之机，与内奸高伦、张为仁（经历）勾结，把持了保靖土司司政，史称“舍把为政”，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雍正元年（1723）。

【永顺土司改土归流】  雍正六年（1728）二月，永顺末代土司彭肇槐迫于形势，甘愿献土，向雍正呈送了自己愿意归附皇朝的奏章，受到雍正的表扬：“永顺土司彭肇槐，谨慎小心，恭顺素著，兼能抚辑土民，遵守法度，甚属可嘉。据湖广督抚等奏称，彭肇槐情愿改土归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从其所请；又据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实愿改土归流，情辞恳切。朕念该土司既具向化诚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当时，辰沅靖道长官王柔奏请朝廷，请求授予彭肇槐为参将，即于新设流官处补用。彭肇槐向朝廷表示，自己才具平庸，不宜复任功疆参将，不若移于内地，隶督抚提镇之下，暂为补用。朝廷批复，同意彭肇槐以参将身份归江西原籍，并赐以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再赏银一万两，让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地安居。雍正七年，彭肇槐回江西吉安，朝廷赐玺书安排彭肇槐为世袭云骑尉，并任饶州参将，后改归德，提拔他为参将镇守江南各营。传说雍正九年彭肇槐还特意重回永顺老司城，接走自己的母亲和弟弟等留守人员。当他们行至灵溪河畔时，彭肇槐情不自禁跪在灵溪河边，放声大哭。乾隆十三年（1748），彭肇槐正式退休养老。末代永顺土司彭肇槐虽然因“改土归流”而丢失了政权，但以牺牲一个家族的荣华富贵，换来了整个湘西地区的安定，这无疑是彭氏土司为百姓做的一件好事。

【造具家口册籍】  永顺土司彭肇槐在“改土归流”过程中，“造具家口册籍”主动献土归流。据乾隆《永顺县志》记载：“时镇筸总兵杨凯以桑植副将带兵弹压保靖，道经永顺，肇槐以献土之意商之，杨嘉其意。肇槐遂不谋于舍把人等，率子星燧具呈督扶请题，称：‘生逢舜之世，不得与于内地臣民之列，深自惭愧。今造具家口册籍，绘舆图，情愿改土归流，并永安插江西祖籍。’”雍正六年（1728）二月，上谕：“永顺土司彭肇槐，谨慎小心，恭顺素著……据湖广督抚等奏称，彭肇槐情愿改土归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从其所请；又据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实愿改土归流，情词恳切。朕念该土司既具向化诚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永顺土司革除之初，也由同知暂管政务，至雍正七年，始以永顺土司地设永顺府，下辖永顺、龙山、保靖、桑植四县地。

【绘具舆图】  清雍正时期，永顺土司彭肇槐主动“改土归流”。为了避免造成土舍反对“改土归流”的族权与政权尖锐冲突，雍正六年（1728），永顺宣慰司末代宣慰使彭肇槐因“有许多万不得已之情”，不敢与“舍把人等”商量，主动造具家口册籍，绘具舆图，暗自处理“改土归流”事宜，并请求将其家口安插至其江西祖籍。

【彭肇槐献土归流】  “献土归流”是清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改革，是湘西彭氏家族面临的又一次历史转折。与容美、保靖等土司采取的对抗态度相反，永顺土司彭肇槐主动献土，接受“改土归流”政策。有清雍正皇帝诏谕为证：“……彭肇槐实愿改土归流，情辞恳切。朕念该土司既具向化诚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彭肇槐着授为参将，于新设流官地方补用，并赐以拖抄喇哈番之职，世袭罔替；再赏银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地方立户安插，俾其子孙永远得所。着该部定议具奏。雍正六年二月。”保靖、容美等土司在“改土归流”中被流放异乡。

【保靖土司改土归流】  雍正二年（1724），保靖土司内部发生变乱，彭泽蛟等企图夺权，身为保靖宣慰使的彭御彬，以追击彭泽蛟为名，暗中勾结容美土司田旻如、桑植土司向国栋，率领土兵抢掳保靖民财，使保靖境内百姓惶惶不安。雍正四年，朝廷官员因彭御彬贪暴之罪，要求皇上严肃处理。五年，桑植土司向国栋、保靖土司彭御彬淫虐不法。湖广总督福敏请改设流官，雍正帝命杨凯兼任桑植副将，以便在合适的时候摘除彭御彬土司官印。杨凯命辰州协守备王肃文、九溪协守备钮正，整兵出发，自己则率兵由九溪至桑植，由桑植至保靖。彭御彬听到朝廷已经调集军队前来保靖的消息，却将自己的军队派往桑植守御。谁知杨凯却率镇筸右营参将王进昌、永顺土司彭肇槐，由酉水至保靖，擒获彭御彬并其党，押送潭州（现长沙）。最后朝廷决定，将彭御彬发配至辽阳安置，改其地为保靖县，保靖实现“改土归流”。

【土司积弊】  指湘西地区古代因土司统治制度自身的缺陷所带来的社会弊端的总称。“改土归流”以后，流官进入湘西境内，发现旧时土司制度自身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种种弊端，譬如土司的世袭制度，严重压抑了当地人们才能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统治集团自身内部的进步。又譬如土司时期，湘西没有自己的正式法律，一切是非曲直，全部由土司或各级土官说了算，其间所造成的社会弊端是相当明显的。它使得正义得不到伸张，强暴得不到制裁，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在经济方面，也同样存在着许多弊端。如赋税的征收，全凭土司当时的情绪，说收多少就是多少，容易导致赋税不均，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在军事战争方面，百姓更没有权利，全凭土司的意志，百姓既不了解自己作为一个治下百姓应尽的义务，也不知道这种义务的底线，使得每一个普通平民毫无保障自己和自己的家庭的权利。总之，土司所造成的社会弊端不仅涉及面十分广泛，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十分深刻。

【流官改革】  指清代朝廷“改土归流”政策推行之后，大量流官进入湘西地区所推行的各种各样的改革。流官改革是一种全面性的改革，大到政治制度，小到百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凡不利于中央王朝集权统治的东西，凡不符合王朝利益的东西，均属改革范围。譬如改革土司世袭制度，改革土司的管理方式等，这些都属于大政方针的改革。也有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如农耕生产的方式，农耕技术的引进，农作物良种的推广等等。甚至这种改革也扩展到社会风俗层面，包括土民的婚丧嫁娶的仪式改革，土民衣食住行习俗的改革。流官们在湘西地区所推行的这种全面性改革，其历史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彻底改善了湘西土家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也促进了湘西土家族人民的社会经济的繁荣，使湘西土家族文明提升到一个历史的新阶段。

【流官兴政】  指“改土归流”后，大量流官进入湘西境内，积极推行新的政治改革活动。每一个进入湘西境内的流官，都身负政治改革的重任，他们不仅仅只是表现出如何从土司手中夺取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必须重新振奋民众的建设热情，将原有的土司辖区改造成为一种生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地方。带着这样的政治任务，流官们首先就是废除土司时期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社会新制度。同时，他们还肩负着提升这片土地民众生活水平的重任，只有民众的社会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才能用事实证明“改土归流”政策的正确性，因此，狠抓经济建设也成为流官兴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除了这两大方面外，还有法律、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移风易俗等等方面的改革，也都属于流官兴政的范围。

【劝民垦荒】  指流官倡导大力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事件。旧时土司只准在边远坡地垦荒，平地肥沃却任其荆棘丛生。“改土归流”以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流官深入乡村，“目睹大峡平冲坦易，坡畸尽有可耕之地，弃置于荆棘榛莽之中，深为尔民可惜，合行出示劝谕”，敦促百姓大力开荒，“如有开垦百亩以上，本县重加奖赏，以示鼓励”。在这种积极的鼓励和倡导下，湘西地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业产量也随之得到大幅度上升，极大地促进了湘西农业的发展。

【劝民蓄肥】  指流官鼓励湘西百姓积蓄粪肥，提高农业单产量的历史事件。旧时湘西地区的农耕生产以刀耕火种为主，不知粪肥对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性。流官为了发展农业，积极鼓励百姓积蓄粪肥，这不仅改变了旧时种植庄稼不施粪肥的落后状况，提升了田土的粮食产量，同时也改变了湘西地区百姓的生产习俗。

【劝民种树】  指流官鼓励百姓种植各种经济林木的历史事件。湘西多山多树，但旧时均为自然林，而无人工种植的经济林。自流官倡导大力种植经济林木以后，湘西地区不仅大大的增长了林木的品类，也确实提高了湘西各族百姓的经济收入。流官所倡导的种树，主要指油桐树、油茶树、果木等经济林木和杉、松、柏、椿等用材林木。这些林木的种植，对于湘西地区林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劝民修水利】  指流官鼓励百姓兴修水利的历史事件。湘西地区在土司统治时期，农耕生产大多原始粗放，刀耕火种是其基本农业生产方式，基本上没有农田水利建设的概念。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流官们积极倡导百姓兴修水利，包括水库塘坝的修筑，渠道的挖掘，灌溉工具的引进，等等，无不在流官倡导范围之内。水利建设在湘西农村的兴起，对于湘西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劝民养鱼】  指流官为发展当地社会经济，倡导百姓修塘养鱼的历史事件。劝民养鱼最先倡导者为乾隆年间永顺府知府张天如，他在任期间，曾专门颁布告示，要求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在农闲时挖塘养鱼。他说：“况养鱼不须人力，春间放秧，秋冬即有大鱼。可以养老亲，可以送亲友，卖银钱，易酒米。若果田在塘边，遇有亢旱，即可引水灌田，事之有利，莫过于此。合再示劝：务须相度地势，深挖池塘，既可灌田，又可养鱼。或恐被人偷窃，只需多插竹枝，勤于照看。切勿安于旧俗，坐失利息。该保约须不时传谕，广为劝导。本府当以挖塘之多寡，别保甲之勤惰，但不得过为强迫，致滋纷扰耳。”在张天如的大力倡导下，永顺府境内的民众开始积极响应，在各处适合于养鱼的地方，纷纷挖塘养鱼，既增加了家庭的经济收入，也提升了稻田的灌溉能力。

【劝民兴学】  指流官在湘西地区大力倡导民间办学与官府办学相结合，努力提升湘西各民族子弟文化素质的历史事件。湘西地区虽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经兴建了若云书院，但此书院只接纳各级土官的子弟入学，一般的平民百姓子弟依然被关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自“改土归流”以后，各地流官积极倡导修建学校，官学与民间义学、私塾等不同级别的学校相继纷纷建立，大量的百姓子弟才开始真正入学。正如清乾隆年间的《永顺府志》所载：“逮我朝文德诞敷，声教渐暨，地始隶于职方，民初登于版籍。揉之，革之，导而掖之，今渐彬彬向于声名文物矣！”

【流官升降】  指清代朝廷对流官所采取的种种有关考核、升降的措施。朝廷派遣大批流官进入原土司辖区，就势必要对流官们的政绩进行考核，并根据这种考核来决定流官自身的前途。根据旧时的一些地方志记载，当时清朝廷对流官的使用条例都具有一定的优惠性质。这首先是因为流官大多属于经过选拔后的精英人才；其次也因为流官工作的地方，条件是十分艰苦的，而且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和需要处理的问题常常也是十分棘手的。鉴于这些因素，朝廷对流官的提升也显然要优于内地。譬如流官在任期内，只要能够正常应付辖区内的正常工作，并且没有出什么大乱子，任期满后，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如果在任期间，政绩较为突出，能够得到百姓们的拥护，名声较好的官员，提升的速度则更快。如主编乾隆年间《永顺府志》的永顺知府张天如，就是从永绥同知提升上来的。在永顺府任职一段时间后，又再次提升为山东道，成为省级行政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