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倭英雄彭翼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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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永顺土司王彭翼南抗倭一直是一个流传很久的话题，但其灿然勋业至今鲜为人知，能进入大众视野的顶多只是一些暗淡的碎片，难以形成连续整体的印象。老司城固然因申遗成功而变得明光烁亮，但曾经支撑这座古城的昔日王者大多仍湮没无闻。不管择取怎样的方式，尽快让一些史上为这座山城崛起和繁盛有过陈力建树的人物鲜活起来，不可漠视。

　　当明嘉靖年间倭奴蔽海而至浸淫沿蔓致使浙直地区军民汹惧血流成川，总督侍郎张经应急檄调永保土兵纾难解危庶保万全的时候，时为土兵统帅的永顺宣慰使彭翼南行年才十九岁。他亲率劲旅，冒万里长江之险，趱行奔赴苏松前线。没有来得及休整喘息，也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和他的虎狼之师就像一柄钢刀直插倭寇巢聚的腹地，通过一连串的重大战役迅速扫除浙直地区恐惧沮丧弥漫的阴霾。从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两年间，他用土家汉子的彪悍骁勇镇服了髡首鸟音的狂枭凶残，用土兵钩镰枪弩特技制服了倭奴的长刀鸟铳，用土兵的旗头阵攻破了倭奴的蝴蝶阵，用土兵的鲜血生命换来了浙直地区的宁谧。彭翼南因王江泾大捷而膺获钦赐“东南战功第一”之誉，铭表忠勇；他的属下土官田葘因新场之战殉国而获皇旌恩表，建坊所居，表曰“忠义”。“一心忠赤山河见，百战功名日月知。”兔走乌飞，似水流年。三百年之后，彭翼南才被民国湖南省政府拟定为30名湖南历代乡贤之一；四百年之后，2001年彭翼南被录入《中国名人志》。　

　　彭翼南出身于溪州土司世藩之家，其血缘可以追溯到颛顼的玄孙篯铿。“彭之有姓，实由篯铿。自唐而殷，封于大彭。”明弘治朝内阁首辅刘健所作的《世忠堂铭》对彭氏土司的渊源界划十分明了。彭翼南生在一方贵阀之家，其字号都赋予了不同一般的寓意。弱冠之年，明嘉靖朝状元心学大师也是彭翼南的经学之师罗洪先亲自为彭翼南取字号，字曰“靖卿”，勉励他翊靖南方———这一年恰好又是彭翼南率兵平倭首次到达苏松的那年，由此可见其中蕴含的深意。又号之曰“北江”，北江为彭氏王朝世居之地，自然对彭翼南寄寓了敬承休命、世守其地的厚望。

　　生活在这般显爀世家，享受着膏粱文绣，大多数人要么墨守成规，一事无成；要么天性叛逆，另辟蹊径；要么骄奢淫逸，糜烂一生。而彭翼南断然不会如此，他似乎没有什么过多的选择。誓竭丹诚、上酬君恩的世忠堂忠烈之训不容许他胸无大志，碌碌无为；官守其地、下光祖烈的家族使命不容许他纵情山水，闲情逸致；征战四出、铁马秋风的家庭熏陶不容许他甘为弱者，妄自菲薄。彭翼南才资俊逸、性哲聪明、貌类潘玉的天资，孜孜不怠的禀性，以及温德粹行的家风，决定了他终究会成为一位堪当大任、丰盈疆场的强者，成为一位济世救民、为民景仰的贤者。事实上，他后来的奋发作为自始至终证实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并非只是世人投其所好的先知先觉。

　　彭翼南为儿时，就举止不凡，聪颖过人，年纪少长，务学不倦，诵诗评史，见解独到，并延揽巨儒为师友，登门求教于罗洪先、邹守益、秦鸣雷、蒋信等心学大师，“刊阳明遵诲诸集以思贤，修司志家谱诸书以传后”。就勤奋好学、结交大儒名流而言，彭翼南极为酷似他的曾祖父彭世麒，不失为继彭世麒之后又一位满腹经纶倜傥儒雅的王者。彭翼南不仅是一位文质彬彬博闻强识的学者，更是一位武术精湛的武学大师。彭氏土司王朝能稳若磐石传袭八百多年，没有一套系统独特的武学作为支撑，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从永顺老司城留存的诸如教场坪、博射坪、谢圃等练兵场地可以看出，从土民曾经传承的对刀善斗习俗可以感受，从史籍记载的土司王每年定期举行的龙山大山围猎、酉水观渔取乐可以想象，从土司战斗选兵举办的祭祀活动可以分析，从土兵嘉靖抗倭运用自如的旗头阵法可以明悟，从土兵使用的钩镰枪弩的独家兵器可以置信，从土家族民间文学史诗、梯玛神歌中关于土家先祖徒手格斗打败妖魔的描述可以印证，永顺土司在练兵布阵、格斗竞技、选兵用将、武器装备等方面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独步武林的武学，虽然如今传世中并没有看见像样的武学经典和秘籍。习武布阵无疑是一个个土司袭职者为王之前必修的基础课程。彭翼南显然是得到了彭氏土司武学的真传，龙山猎场的翳林深箐、激流奔涌的滔滔酉水、博射坪的寒来暑往练就了彭翼南降龙伏虎的武学绝技和铁骨铮铮的浩然之气。

　　相比彭翼南满腹珠玑的学识、谙熟精深的武学本领和运筹帷幄的军事才能，他经年累月磨血而成的性情特点更显得不同凡俗、清莹秀澈。“和易以混俗，敛退以容物，敬慎以事上，温恭以下贤。”这是怎样的一种豁然开朗、澄澈明达啊！正是有了这个特点，他才是名符其实的少年老成，驰骋沙场犹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正是有了这个特点，他累受加封，仍无毫发骄横肆意之态；正是有了这个特点，他从不恃强凌弱，宾无少长，款遇必厚，纵然有误解之时，也会面无愠色；正是有了这个特点，他总是居常则统纪有规，行师则部伍不紊，民聚而不散，和睦而不乖，远近悦服；正是有了这个特点，他才会广积布粟以赈饥寒，军中饷犒靡不分给，故士卒用命而不惧；正是有了这个特点，使得他在矛盾交织险象环生杀机暗藏的御倭战争中，既能谨慎从事获得各种势力的认可和支持，尽可能地排除各种干扰杀敌立功，又能左右逢源功德圆满全身而退———在御倭中有过卓著战功却因触动有关利益而惨遭杀身之祸的将帅不在少数，诸如朱纨、张经、李天宠等，血的事实、血的教训对始终跟随参战的彭翼南心理不能不说没有过深度的刺扎和灼伤。“谦谦如玉，铮铮若铁”,如此君子，明枪暗箭，又能怎样？逶迤磅礴，又有何妨？

　　(待 续)

平倭英雄彭翼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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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彭翼南所代表的土司王朝和所带领的土兵对平定嘉靖大倭寇的贡献是慷慨的、巨大的，足可功标麟阁，然而官方正史的记录却是轻描淡写，讳莫如深。官修的《明史》《明实录》所记载彭翼南抗倭事迹只能说是一个大致的轮廓，尤其是缺乏连续性的书写和抗倭大事件的细节性描述。若不是从《筹海图编》《倭变事略》《经世堂集》《正气堂集》《嘉靖平倭祗役纪略》《见只编》等大量野史杂史及个人专集中加以对彭翼南抗倭关键性细节与片段的整理、研读，也许就真的错过了对彭翼南抗倭事迹最真实最全面的认识和解读。历史的发生始终是最真实的存在，但书写历史的未必都是最忠实的记叙。书写历史通常带有很大的选择性，无论是官修还是私修。历史事件的缺陷、悬念、模糊、疑惑、简化、矛盾乃至失真往往都来自于当初的选择性和偶然性书写。这大概便是历史的某种不公和悲哀吧，当然，也正是历史的深不可测之处。所幸的是当时毕竟有一些亲历亲闻御倭大事件的人士为舆情和良心作出了秉笔直书。

　　嘉靖年间的倭患主要集中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四十五年（1567年）———就是史学家所说的嘉靖大倭寇时期。据历史学者陈懋恒的研究统计，倭患在嘉靖三十一年之后的15年内骤然加剧，共计609次，占据了整个明朝倭寇侵扰记录的80%左右。而嘉靖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5年间又是嘉靖大倭寇时期倭乱处于最激烈的状态。此阶段是明嘉靖朝海防废弛、政治昏暗、政策失误达到某种极致的时期，也是倭寇势力最强盛最具破坏力的时期，更是浙直沿海军民柔脆懦弱最为汹惧的时候。浙人柔软畏敌之窘相远非今人所能想象，“以致一人见杀，千人自溃”的状况屡见不鲜，甚至出现松江府偌大一座城池竟因报事者入城随应“我来了”被误听为“倭来了”，导致“满城男女奔窜，父子相失，夫妇分歧，市户不扃，担负弃物而遁，举城鼎沸，守城兵皆弃戈而走。”此境此状，这对一个初出茅庐首次远征的彭翼南来说，随之而来的压力和忧虑是可想而知的，对彭翼南的适应力、战斗力和生命力的考验更是前所未有。在明朝廷急需一场御倭速胜大胜以提振民心扭转颓势的期望下，彭翼南几乎没有足够时间选择却又恰如其分地选择了首战胜墩的时机。

　　胜墩地处吴江市平望镇北部，古叫盛墩，因三国时东吴司马领寨盛斌葬于此而得名。胜墩临水当道，左襟运河，右带唐家湖，湖水汹涌，是兵家必经的交通要道。当年吴江知县杨芷察看此地形后，觉得此地是扼控倭寇的绝佳之地，遂在官塘袅腰桥的北侧建造一座敌楼———吞海楼。嘉靖三十四年四月，果然有数千倭寇从嘉兴流窜到唐家湖，企图夺舟横渡。知县杨芷见状，率兵北岸阻击，命令擅长泅水士兵潜水凿捅敌舟，并在水底布置钉板，倭贼强渡一时未能得逞。彭翼南和保靖宣慰使彭荩臣获知贼情后，即刻率兵二千前来增援。副使孙宏轼、副总兵俞大猷带领的浙兵，副使任环、知府林懋举督率的狼兵也相继赶到，顿时兵威大振。贼气沮丧，进不得食，退不得息。诸兵借助东西阻水的有利地势，南北夹击，斩首三千余级（此斩获数也有三百一说，有争议）。恰如《胜墩歌》云“凯歌浩荡三吴舞，胜阁嵯峨万里扬”。时人皆说盛墩捍御之力居多，便更其名为胜墩。

　　从胜墩之战的斩获来看，应该不是一场小规模战役，但是《明史》《明实录》《国榷》等明史专著并没有记录此次战役，也就更谈不上对此战役的任何史家定位。上述胜墩之战只是综合《筹海图编》、《江南经略》、嘉靖《吴江县志》所记叙的共同情况而作出的概述。当然这应该值得可信，毕竟这些海防专著和方志的作者都是明代当初名士，且离事件发生的时代很近。胜墩之战既是彭翼南平倭的首战，也是永保土兵首次与浙兵、狼兵、乡兵的联合作战。首战告捷，提振军心，至少是紧接而来的王江泾大捷前的初试锋芒。

　　“非胜墩之扼险而拒，使不得北走，则亦无以制其胜。”这是史书对胜墩之战给王江泾大捷影响所作出的基本估价。胜墩之捷对王江泾之捷的铺垫至关重要。从胜墩沿京杭大运河南下40公里处就是王江泾———南宋以来的浙北重镇，浙北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享有“衣被天下”丝绸之府的盛誉。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就是在这里产生了历史上有名堪称明嘉靖抗倭“东南战功第一”的王江泾大捷。

　　王江泾之战纯是因倭情突变而引发的一场战役。由于王江泾战役在明嘉靖抗倭中占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史书有关王江泾战役的记载不胜枚举。但往往又因历史评价的角度不同和情感取向不一，各类史书对王江泾之战的描述存在较大的分歧和矛盾———在战役爆发的时间、战役的组织者、取胜的关键因素、俘斩倭寇的数量和永保土兵参战的人数等方面尤为明显。张经自总督南直隶、浙江、山东、两广、福建等处军务之后，浙直民众无疑对张经堪任总督寄予厚望———他素有战功谋略，手握大权，“一应兵食，俱听其便宜处分”，四民嗷嗷，若时雨至，朝夕冀幸一战。但倭势汹汹，战事不尽如人意，浙直兵、山东兵屡败，致使御倭攻势一度陷入僵局。张经不得不做出战略调整，边坚壁清野，围困倭巢，相机战守；边上疏请调广西狼兵、湖广永保土兵，再图决战。

　　嘉靖三十四年三月，田州（今广西自治区田阳县）瓦氏狼兵先期到达，随之，东兰等州土兵也次第抵达。张经随即按既定的围攻战略，精心部署。以瓦氏兵配总兵俞大猷，屯扎金山卫（今上海市金山区），为捣巢西路；以东兰、那地、南丹三州兵隶游击邹继芳，驻扎闵港（今上海市闵行区），为捣巢北路；以归顺和思恩兵、广东东莞打手归参将汤克宽指挥，屯驻乍浦（今浙江平湖市乍浦镇），为西路右哨。“掎贼三面，以待永顺、保靖兵之集”。事实上，为了确保捣巢之战成功，毕其功于一役，廓清浙直倭患，张经把能调动的兵力几乎全部调往松江捣巢———包括浙江嘉兴、杭州兵力。一时间大兵云集，灭贼有期。《筹海图编》记“（三月）时总督都御史张公经调集广兵、湖兵数万人，驻松江府。”赵文华云“今调到兵众殆三四万，已踰两月，他无可待之兵矣。”《倭变纪略》云“（三月）兵号二十四万，屯金山，捣贼巢”（经比较史料，此说法出入过大）。从这些文献记录可以看出，当时调集的兵力确实不少———尽管兵力集结表述不一，有虚号的成分。从总的战略思路来说，围困捣巢是张经审时度势作出的明智选择；从兵力部署来说，应该说对倭寇老巢柘林、川沙洼已基本形成合围之势，只待永保土兵开至合击，便可收全功之效。

　　（待  续）

平倭英雄彭翼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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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战场实情毕竟是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突如其来的状况使张经合力捣巢的计划毁于一旦。一种状况是受命祭海神的工部侍郎赵文华来到松江视师，屡趋张经进兵，虽然他以“姑俟保靖、永顺土兵至，合力夹攻，庶保完全”之由给予了严词回拒，但内心却由此萌生顾虑和摇动。尤其是他自恃位高轻慢无视的做法极大地激怒了赵文华，导致赵文华密疏弹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另一种状况也是张经万万没有想到的，穷凶极恶的倭贼竟然会在穷途末路之际破釜沉舟绝地反击。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贼首徐海（明山和尚）、麻叶等探知嘉兴和杭州空虚，挑选精锐四千余众，水陆并进，势若猛虎，绕过乍浦，声言进攻嘉兴和杭州诸城。当时总督张经正视师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华亭镇）,巡按御史胡宗宪正在浙江台州，工部侍郎赵文华则在嘉善，只有巡抚李天宠留守杭州。嘉兴、杭州两城皆无兵可恃，防御空虚，势若累卵，万分危急。胡宗宪和赵文华各自得报后，星夜赶至嘉兴，合谋区画料理，一面咨文总督军门，调保靖宣慰彭荩臣兵三千人———永保土兵于四月二十日均赶至松江，以参将卢镗协领前来拒贼。一面采取毒酒诱贼策略，倭贼中毒死者过半，为争取援兵赢得了宝贵时间。张经闻知贼情突变后，迅疾调整战略部署，即时委派参将卢镗督率保靖彭荩臣兵驰援嘉兴，遣派俞大猷督促彭翼南永顺兵，由泖湖间道趋平望，以扼贼路，命令汤克宽引领舟师从中击之。四月二十七日，张经自松江来到嘉兴，合兵督战，追贼至王江泾。四月二十九日，倭贼因三面阻水，深陷水地，诸兵乘机合围会剿，彭翼南攻其前，彭荩臣蹑其后，前后夹击，倭贼戈甲弃地，四溃而逃，诸军合击擒斩倭贼三千余级———史籍对擒斩倭首数量表述不一，有说一千九百余级，有说一千九百八十有奇，有说两千余级，有说二千四百余颗，有说五千余级，暂且择其一说，溺水死者不可胜校，倭酋光和尚被斩，余贼不及数百，奔归柘林。战后，胡宗宪“令士卒垒尸筑京观，立石于其巅，改王江泾为‘平倭泾’”。

　　毋庸置疑，就最终战果而言，王江泾大捷是明嘉靖抗倭战争以来首次取得的一次全面胜利，《明史》评价此战是“自军兴以来，称战功第一”，《明实录》称此役为“自有倭患来，东南用兵未有得志者，此其第一功云”。

　　就战役直接影响而言，王江泾大捷足以堪称明代嘉靖抗倭战争的转折点，提振了民心，鼓舞了士气，粉粹了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整个抗倭形势趋于好转。当时身为都御史的胡松在《王江泾之捷》中的叙述可谓是切中肯綮：“盖自是，嘉兴、杭州人始安，枕军民主客始知贼犹人，非真若鬼神雷电虎豹然，不可向迩，浸有斗志。” 直接统军参战的总兵俞大猷对王江泾之捷作用评说更是一语破的：“此为大败倭贼之第一次。继此以后，到处之兵，皆知倭贼有可破之势，累累有擒斩之报。江南地方得有今日之太平者，其源实始于此。”

　　就作战的军队而言，王江泾大捷几乎可以说是一次以土家族、壮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军队为主导，充分体现民族团结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倭寇的完胜。早在嘉靖五年，彭翼南的祖父彭明辅、彭荩臣的父亲彭九霄就应调征讨广西田州土司叛乱，擒斩首领岑猛，而岑猛的妻子恰恰就是率领狼兵参加王江泾之战的瓦氏夫人岑花。要说彭翼南、彭荩臣与瓦氏之间没有任何积怨宿恨———尽管这种积怨宿恨很大因素是因明王朝没有休止的征调而生———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共御外敌的民族大义面前，这种积怨宿恨已被双方远远抛在脑后，我们看见的却是不计前隙的包容，是心照不宣的策应，是肝胆相照的邀击，是义无反顾的冲杀，这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最为难得而又最需弘扬的民族精神！

　　6５岁的永顺致仕宣慰彭明辅和他的孙儿彭翼南、彭翼万，年近古稀的彭荩臣与他的儿子彭守忠，58岁的瓦氏夫人跟她的孙男岑大寿、岑大禄，在国家蒙羞、黎民蒙难的紧要关头，他们竟能自带粮草，万里赴戎，阖门奔赴战场，这展示的将是怎样的一种忠勇和无畏？！在权臣当道、勾心斗角、机关算尽、杀机四伏的时局中，他们既要委曲求全，自保全身，又要施展抱负，枕戈汗马，这需要的将是怎样的一种机智和韬晦？！在家仇国恨、儿女情长、生命危浅、朝不虑夕的纠结里，他们既能毅然割舍，舍生取义，又能惺惺相惜，同舟共济，这考验的又将是怎样的一种克制和坦荡？！但是，他们做到了，很坦然，很从容，很优雅。于是，就有了王江泾大捷。王江泾大捷就是一株用血浓于水的民族情缘和罄输肝膈的一门忠烈浇灌而成的岩中花树。

　　在“虎狼为群争噬人，一旦城摧土地黑”迸血溅泪的危境中，能有王江泾大捷，实属不易，堪称“东南战功第一”，当之无愧。“东南战功第一”抑或更像一顶明晃晃沉甸甸的珠冠———如同俄罗斯套娃一般，它已被制作成大小不一的不同型号。古往今来，不知已有多少名公巨卿、英雄豪杰自然而然地戴上了它。

　　总督都御史张经戴上了它。作为御倭总制，虽屡遭弹劾非议，但他为御倭始终筹划，处粮调兵，帅军力战，最终蒙冤受戮，理当配享“东南战功第一”。

　　巡按御史胡宗宪戴上了它。在倭情发生急变之时，他既不失监军纪功之职，又能顺势而变，急中生智，以毒酒制敌，环甲临戎，督军作战，说他是“东南战功第一”的功臣，似乎也无可厚非。

　　工部侍郎赵文华戴上了它。说实话，我与大多数人一样在很长时间里对赵文华没有好感，但自从卒读他撰写的《嘉靖平倭祗役纪略》后，我不由得不放弃一些先入为主的看法，也许嘉靖抗倭中一些真相并非通常所说的那样，尘封数百年至今才面世的《嘉靖平倭祗役纪略》———只因赵文华为严嵩奸党之一，其著述在明代不流传，在典籍里无记载，清开四库馆，藏书家也不敢进呈———毕竟很清晰很细致地记叙了当时御倭的许多史实，赵文华不只是受皇命祭告海神，他视师督军、合谋追贼的作用不可小视，史学家徐学谟所说的“实为文华所促，乃有王江泾之捷”不无道理，赵文华为“东南战功第一”所作出的努力远非简单的攘功。

　　瓦氏夫人戴上了它。仅凭她不计较岑氏家族与永保土司曾经发生的过节，还能自始至终坦荡自如参加王江泾之战，就足以分享“东南战功第一”……

　　似乎还有很多历史人物配戴这顶耀眼夺目的珠冠，但最应该配戴此顶珠冠最不该淡化的还是彭翼南、彭荩臣以及他们所率领的永保土兵。无须多言，王江泾战役投入的兵力多达数万人，其中彭翼南、彭荩臣的土兵就占据二万之多———俞大猷《正气堂集》记录的张经所说永保土兵实到之数，这无疑是作战的主力。

　　永保土兵的战力在当时是久负盛名，素有“虓雄”和“钩刀手”之称，郑若曾《江南经略》云：“湖广土兵，永顺为上，保靖次之，其兵天下莫强焉。”胡宗宪对永保土兵战力更是赞许有加：“短兵相接，倭贼甚精，近能制之者，惟湖广土兵钩镰枪弩之技，必须动永顺、保靖二宣慰司精兵。”首辅严嵩也曾引用巡按周如斗话奏对：“天下之兵至永保称雄矣。”很显然，同为王江泾之役参战部队的浙直卫所之军、广西狼兵、山东枪手的战力与永保土兵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

　　永保土兵的冲杀能力更是其他部队望尘莫及。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记：“遂斩首一千九百九十有奇，而土兵之力为多。”

　　《金山倭变小志》云：“永顺兵先逐斩贼首千余级，败贼仅五百人奔巢。”

　　茅坤的铙歌鼓吹曲《王江泾》曰：“王江泾之战，公以戍兵（永保土兵）一击其前，一遮其后，斩馘二千，敌以尽覆。”(待续)

平倭英雄彭翼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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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大猷《正气堂集》称：“倭贼为永顺兵杀败，走回王江泾，被各兵图杀一千余功。永顺兵追至，尽灭之矣。此举成功，实由永顺之兵首破贼锋所致也。”

　　赵文华《荐胡巡按疏》奏：“若论前者大捷（王江泾），则永顺、保靖二宣慰之功居多。”

　　素有“嘉靖八才子”之誉的武进人唐顺之《条陈海防经略事疏》言：“募兵不足以当贼锋之锐，安得不调。如前时王江泾数千倭子乘胜西上，非永保之兵力挫其锋，则何所不至矣。”

　　王江泾辉煌的战绩既震慑了敌胆，更震惊了朝野，时为内阁次辅的大学士徐阶得到捷报后，对彭翼南大加赞赏，尤为倚重，当彭翼南的奏事邸校专程拜谒徐阶时，他特地“以酒食慰劳之，且贻之文绮，俾各选精兵万人待调”，厚赐金币优渥。

　　当我们看到种种文献记载永保土兵王江泾平倭的一组组数据和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褒扬时，就自然会联想到当时当地军民柔弱的那种“千艘蜃贼狐狭虎，万屯铁骑鼠见猫”的窘状，自然会想象到彭翼南、彭荩臣的永保土兵“我师乘之战若飈，饮飞入水遮前后”血战沙场怒斩倭贼的场景，也会自然明白谁是真正的“东南战功第一”的创造者。由此，彭翼南、彭荩臣俱进昭毅将军。由此，明朝廷钦允彭翼南、彭荩臣建“东南战功第一”牌坊，尽管如今牌坊已毁坏无存，但“东南战功第一”依然宛若一座大山巍然矗立在浩瀚的史海里。

　　三

　　如果说王江泾大捷首次大创倭寇击碎了倭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出了永保土兵骁悍勇猛战如雷霆的威名，那么嘉靖三十五年由都御史总督胡宗宪运筹谋划，以彭翼南、彭荩臣永保土兵为主攻的沈家庄大战则是给予了倭贼毁灭性的致命一击，浙直海寇至此悉平。

　　此次征调永顺土兵御倭实际上已是第三次了———第二次调兵是杨宜为总督时的事，彭翼南因部队伤亡严重，需要修鳞养爪，没有亲自统军前往，只派下属长官司长官领军出征。这次征调比以往两次还要急迫，人马还要扩大。彭翼南此时的心境比先前更为复杂，更为忧虑，他清楚有两件事情对土兵出战的情绪影响非常大，而眼下已有情绪波动的苗头，如不及时加以引导，很难保证出师不出乱子。一件事是杭州塘栖、松江新场两次败衂一直阴云不散，逃散的兵士也没有完全归队。按理说，自胜墩之捷后，也接连取得了平望驿、王江泾、秋母亭、陆泾壩、莺脰湖、胥口等胜仗，足以扬眉吐气，但塘栖、新场惨败导致的伤亡毕竟太多，捐躯的长官司长官多达数人，随之而生的悲伤和怨气很难一下消融。另一件事是罢调土兵的言论沸沸扬扬，有的甚至十分过激，伤人骨髓。刚接任兵部尚书的杨博题云：“远调客兵，不如团练乡兵，此诚不易之论。况所调狼、土等兵，凶狠狂悖，十倍于倭寇。”一贯主张征调客兵的巡按直隶御史周如斗也一反常态进言：“近日直隶斩获，悉本地乡兵之功，其狼、苗二兵，自浙江衄败后，一无足用。”光禄寺卿章焕上疏御倭之策云：“是时征倭仍收功于请将，不收功于土苗也，夫以苗攻倭，犹以毒攻毒，是在上医国手，剂量斟酌对证而攻，病去即已。”　　　

　　现在看来，这些言论并非实事求是，其中对土兵功绩的否认、对土兵形象的曲解、对土兵实力的轻慢，真是暴露无遗。彭翼南明明知道，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朝廷的主流，有的本身就是反复无常自食其言的妄语，况且目下浙直御倭战场已经是另外一番情景了，嘉靖皇帝在要求选练乡兵的同时，又明显转向依赖调兵扭转时局集中灭贼的战略布局，要不朝廷也不会这么大规模的急调四方兵马。可是，说出那些话的朝臣到底不是泛泛之辈，而是可以左右时局的皇门诤臣，他们的话就是利剑、标枪、冷箭、飞镖，字字见血，句句伤骨，要想止血去痛、散瘀消肿、舒筋活血，定然需要时日。

　　作为明廷倚重的一方精锐之师，实时洞察前线的战况，并不是一件难事。自嘉靖三十四年下半年以来，在一片止调客兵速练乡土兵的气氛渲染下，缘于几次乡兵击败倭寇的小胜，嘉靖皇帝经不住一干大臣的鼓吹，一时把抗倭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开始大批遣回客兵，至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原先所征的湖广、山东、四川、河南诸兵，全部罢去，仅留容美土兵千人、河朔兵八百人，总督胡宗宪麾下整个募卒不足三千人。

　　越是盲目乐观，越是险不可测。嘉靖三十五年春三月，巨寇徐海纠结种岛之夷助五郎，萨摩伙长扫部日向彦太郎、和泉细屋，率贼数万人，船千余艘，分三支肆掠浙直地方。徐海自拥部下万余人俱会柘林旧贼陈东数千人，由乍浦趋桐乡，下杭州，席卷苏、湖，威胁留都金陵，攻围甚急。因兵力不济，胡宗宪不得已采取抚剿并用之策。一面，会同赵文华反复连环用计离间徐海贼党，委派罗龙文贿赂徐海身边爱姬王翠翘和绿珠，无日无夜劝降徐海戴罪立功，制造徐海与陈东的隔阂，迫使徐海先后缚麻叶、陈东来献。一面，火速复题请师会剿。军情如火，明廷迅速拟制一个遣将发兵的计划。这个计划可谓是几乎集合当时明朝军队的所有精锐，规模也如胡宗宪所愿，达到了征调客兵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对一度止调客兵倚重乡兵的时兴做法狠狠自我搧了一记耳光。采九德《倭变事略》对此计划记载十分明了：“改敕赵南行，随调京营神枪手三千名，涿州铁棍手六千名，保定箭手三千名，辽东义勇卫虎头枪手三千名，河间府义尖儿手三千名，德州兵备道民兵三千名，以上雄兵六枝，咸从德州上船，由运河而来。临清曹、濮二道团操快手兵三千名，亦由运河而下。河南夏时统领毛葫芦兵三千名，河南睢陈兵备道团操马军三千名，汉中府矿徒三千名，以上雄兵六枝，由汴河下船而来。永保二司兵三万，容美等司兵一万，由陆路进发。合各地主客兵共二十万。”从兵力结构可以看出，分为北兵和南兵，而南兵主要又是永保土兵。

　　因北兵路程较近，赵文华日夜引领北兵南下，于七月初首先抵达浙江嘉兴，与胡宗宪会合。此时，集结在浙江的主客兵已达１７万之多，惟独永保土兵军团因路程遥远未曾赶到。即便兵力有如此之多，已几倍于倭寇，但在拥有数万顽寇的巨贼徐海面前又很难作为，只能围而不打。说穿了，还是怕，怕力不从心，胸无胜算；怕打草惊蛇，祸起肘腋。《纪剿除徐海本末》很直白的记录了这种窘况：“兵四面环贼，远者二三十里，近者十余里而阵。然各以狃皂林之败，逡巡惶怖不敢逼，而公业遣谍羁说贼，亦日夜望永保戍兵之至，以决一战也，计无可奈何。”

　　(待 续)

平倭英雄彭翼南(五)

　　○翟 非  翟 星

　　大兵压境，围而不攻，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震慑了徐海，加快了他许降。但徐海毕竟是倭寇巨孽，“间虽狃而内附，中固不可测”，就这样简单屈服，于心不甘。于是，阳为听抚，心实狐疑，暗地里率众流聚乍浦城南西海口，营厂络绎，改修旧船，以图出海。胡宗宪知其计后，唯恐因此出现纰漏，前功尽弃。便密授诸军方略，乘倭寇半渡，水陆夹击，取得乍浦之捷。乍浦一败后，徐海不得不率倭前来平湖城乞降，时日为八月一日。虽为乞降，但习行桀黠，傲慢无礼，随行倭众，不卸器械。胡宗宪、赵文华、阮鹗见状，也只得按捺气愤，虚以应付，佯令徐海自择便地居之。

　　徐海惯为大盗，匪性难改，疑心甚重，刚出平湖城，就禁不住奸民煽惑，叛逆复露，擅自收聚败遁零倭———本身藏匿倭贼就不少，潜移沈家庄（今浙江平湖市林埭镇清溪桥附近）屯驻，依险复谋拒叛。

　　这种结果早在胡宗宪和赵文华的预料之中，可顽寇嚣张，反复无常，明火执仗，谁能奈何？徐海平素猛鸷狡诈，再聚数千强悍之倭，困兽思斗。欲想速灭，收功一举，必须要有十足把握。无奈之下，只能忍辱负重，双管齐下：一边，遣谍中诇徐海，韬晦如故，虚与委蛇。一边，连续施压，加紧催调。《纪剿除徐海本末》云：“于是胡公与尙书赵公、提督阮公私自部署兵。又日夜遣使趣永保兵来会。”《胡总督奏捷疏》道：“该尚书赵与职等会议，此贼不灭，祸根不除，屡差指挥李昂、王诏，监生谢德行、施良臣等行，催都司李经统领永顺、保靖二司官兵，前至平湖，会集诸路主客官兵。”赵文华《沈家庄平贼疏》称：“臣乃力主剿杀，连差监生施良臣等，急儹永保兵进至。”

　　以今日之逻辑揣度历史之情形，往往是大费心机，难以理喻。可以说，当时的徐海实力应该不足为惧了，所剩残兵不过几千，况且胡宗宪、赵文华指挥的十多万大军已经列阵以待，围如铁桶。可为什么非得苦等三万永保土兵赶到，才敢放手一搏呢？唯一可以解开疑团的理由，就是只有永保土兵实力才能镇服徐海一帮倭贼。不服气不行啊。

　　火急火燎的督府调兵檄文和令牌纷至沓来，彭翼南越来越意识到军情已是万分危急。假如再不有所行动，恐怕就事与愿违了。其实，彭翼南压根就没有不应调出兵的想法。他心里再明白不过，若是不出兵，既有悖于世忠堂的立训，愧对世忠之义，也有违“虚公家之赴必急” 的土兵一贯作风。况且嘉靖三十年，胡宗宪出任湖广巡按监察御史，协助总制张岳弹压西南龙许保、吴黑苗起义时，与祖父彭明辅有过不错的交情。如不应檄发兵，今已贵为总督的胡宗宪不仅不念这份交情，或许还会心存芥蒂。何等精明的彭翼南是万万不会逆势而为的，他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一个能彰显土兵不同凡响很有体面的时机；他还得想好一种必要的形式———一种能迅速稳固土兵情绪、打开心结、卸下包袱、恢复元气、激发霸气的方式。他派往浙直的大批探马实时反馈战时情报，当证实各路征剿大军已陆续到达浙江对徐海形成合围之势只待永保土兵至达一同大举之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皇帝钦点，督府急催，千军瞩目，万民翘盼，这已经说明了土兵在朝廷的地位和庶民心中的分量了，这已然是莫大的体面和至尊了。

　　彭翼南便迅疾召集旗务誓师大会，地点特意选在司城世忠堂，司城衙署各级官员、近卫营土舍、三州六长官司的长官、把总头目、75旗的族长、舍把，悉数参会，还特意邀请保靖土司派将官参与誓师———保靖土司与永顺土司本是同根，又累世联姻，素来征调协作默契，赵文华曾很形象地说彭翼南、彭荩臣二宣慰比翼相恋。彭翼南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当众宣读朝廷征调谕令、简述时下战场危情之后，又一次拿出重金抚恤伤亡将士家属，又一次在世忠堂前立誓杀贼。久经沙场的土舍、长官、把总头目、舍把、兵勇深知其意，深明大义，“惟忠与义，誓竭丹诚”，世忠堂的立训有如一柄大锤重重地撞击在每一位兵将、每一位臣民热血瀵涌的心扉，霎时群起呼号响应，军旗猎猎，战鼓震天。

　　彭翼南要的就是这样雄悍如下山猛虎、出海蛟龙的勇士，要的就是这种“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震怒，要的就是这种“三尺雕弓丈八矛，目底倭奴若蚍蚁”的霸气，要的是这种“明日湘下过，一棹转乾坤”的信念。亲率这样的威武之师，开赴浙直疆场，彭翼南感到踏实，胆壮，奋扬。

　　像沈家庄战役这样事关浙直平倭全局的大捷，史书记载自然不在少数，但多为简略概述。《倭变事略》《当湖剿寇纪事》《纪剿除徐海本末》《胡总督奏捷疏》《嘉靖平倭祗役纪略》虽对剿除徐海的全过程记述翔实，但对彭翼南和永保土兵英勇作战的细节描述不多。唯独明姚士麟《见只编》辑录的嘉湖兵备刘焘所著《沈庄进兵实录》对彭翼南和永保土兵进剿实况给予了工笔细描，足见细腻，足见精神。刘焘是一个对抗倭有过重大贡献的将领，亲自督兵参加沈家庄之战，他的一生几乎都在战争中奔波，当过蓟辽总督，后官至兵部左侍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勋业灿烨、心迹清莹的风云人物，明史却没有为他立传，对他的抗倭业绩，也只是一笔带过。幸运的是刘焘却为永保土兵在沈家庄之战中的无畏杀贼写下了精彩一页。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彭翼南帅军抵达平湖。胡宗宪、赵文华急不可耐，登时进行提督军门会案，督发四路大军围剿徐海。该时，徐海盘踞沈家庄旧宅，以为东巢。陈东余党分据沈家庄新宅，以为西巢。之间相去约有三里，中间绾河为堑，水港纵横，四面环匝数重。倭贼拆取民房板片，沿墙起盖敌台。

　　刘焘《沈庄实进兵录》云：“十九日，各军门下令曰：‘二十日子时放炮三个，起火三枝，催督各兵一齐进战。至二十日，西路永顺之兵，止可达于黄泥堰，去巢尙有数里。东路保靖之兵，止可至广陈，去巢尙有二十里。南路直隶之兵，止可下梁庄，且隔水数层。至二十一日，以永顺彭翼南之兵，分为三哨，以攻其西北。保靖彭荩臣之兵，分为三哨，攻其东北。容美司田九霄之兵、山东参将唐玉、直隶总兵徐珏、参将左灏之兵，攻其东南。山东游击尹秉衡、河间守备朱荫、河南守备夏时、本地参将丁僅、把总乐埙之兵，攻其西南。’”由于环境险恶，各路兵马都以举火为号，过水搭桥修路，并力向前。

　　整个战役历时很短，不过六七天，简直是速战速决，一鼓成功，收效神速，徐海余孽尽行殄灭。徐海为永顺土兵海底鬼斩杀，陈东、麻叶、吴四、王七、胡四、戴一、董大、董二王亚禄等一批贼首，尽归罗网，一扫五载之妖气，立雪万民之毒愤。《沈庄实进兵录》记：“次日，遍搜贼子，斩首一千四百有余，焚死者，一千二百有余。”赵文华《叙功疏》载：“至二十五日卯时，各路主客兵一拥齐进，直捣贼巢，各贼仍复迎敌，自辰至酉，该郎中郭仁等督令参将唐玉等多运砲药柴薪，四面纵火，风炽火烈，贼众败匿，烧死者不计其数。比因天晚，贼首徐海藏伏水沟，各兵重围达旦。次日黎明，扫巢，徐海率领倭贼数人持刀突战，当被永顺把总官汪浩、田有年部下土兵海底鬼就阵斩徐海首，余贼尽灭。本日收兵回营，查得彭冀南下斩获贼首徐海一颗，擒斩余贼首级七百四十九名颗，彭荩臣下三百九十二名颗，田九霄下八十一名颗。”永顺土官汪相、向銮因四面放火烧巢，冲锋先登致害阵亡。

　　经此一战，彭翼南和永保土兵益发赢得朝廷的器重，一时赞誉不绝。徐阶云：“及寇复入，侯整旅载征，遂收平湖全捷，徐海授首，贼众靡有孑遗，至今岛夷绝迹，不敢为东南患者，皆侯之力。”赵文华《沈家庄平贼疏》曰：“惟永顺、保靖二司宣慰彭荩臣、彭冀南各集万众难驭之苗，即冒万里长江之险，为皇敌忾，捐躯报国，其贤劳忠勇，仰祈天鉴，特加超录。”南京兵部奖云：“蕞尔倭夷，连年内浸，东南要区屡遭屠毒。今永顺宣慰彭翼南，乃能闻调远赴，深为勤王之忠，竭力效命，用成奏捷之功，元凶悉剪，余孽几尽除，功劳茂著，良可嘉尚。”题奉圣旨：彭翼南升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更赐银五十两、绢丝四表里，以旌茂功。(待续

平倭英雄彭翼南(六)

　　○翟 非    翟 星

　　沈家庄战役中彭翼南和彭荩臣统帅永保土兵飙发电举摧坚陷阵擒斩巨寇的丰硕战绩使其在明代抗倭战争的历史地位更加牢固坚实。嘉靖抗倭战场局势因永保土兵军威而发生了戏剧性逆转，永保土兵的钩镰枪弩之技威震敌胆，永保土兵成了倭奴跪求乞生的天兵，倭寇“素慑而见怯者，特此兵耳”，闻风绕道、逢面即溃的现象屡见不鲜，永保钩刀手不可战胜已成为倭奴的梦魇和神话。

　　彭翼南青年才俊，雄姿英发，盘马弯弓，布阵得法。“其阵法，每司立二十四旗头，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为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五重。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若在前者败绩，则第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五重而皆败，则余无望矣。”（见郑若曾《江南经略》的《调湖兵议》）。这种三角队列的阵形十分稳固，以五重为限，层层递补，既有机动性，又有整体性，其战法的核心就是连坐法，“其节制甚严，止许击杀，不许割首，违者与退缩者皆斩，故所战必捷，人莫敢撄。” “斗乱而阵不乱，可死而不可败。”这种别具一格又特别奏效的阵法无形中给予了其他友军极大的启发，正如部分朝臣所愿，永保土兵阵法客观上起到了以战代训的效果。魏源《圣武记》很鲜明指出：“谭纶、戚继光之鸳鸯阵，即土兵之法。”戚继光于嘉靖三十四年秋七月调任浙江都司佥书，虽没有直接参与沈家庄战役，但也亲自目睹了永保土兵的战法。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他条上《练兵议》，嘉靖三十九年春正月，创建鸳鸯阵。比较二阵，不难看出，其阵形相似，阵理相通，节制相合。尽管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并没有点明鸳鸯阵的本原，但也并不是没有联想的空间。

　　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历来总会给后人或多或少带来一些耐人寻味的影响，尤其会成为文学创作中触发灵感的原始素材。沈家庄战役风起云涌，惊浪雷奔，明清时期文学创作也因此掀起一波浪潮，涌湍叠跃，惊波飞薄。

　　御倭总督胡宗宪在沈家庄战役中剿灭倭首徐海无疑是值得特写的历史大事件，不同层次的史书为此而展开的叙述不一而足。但绝大多数历史叙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总是或多或少地提到“两侍女”王翠翘和王绿珠（有的叫绿殊、紫云）。首先提到“两侍女”的古籍是嘉靖年间盐官采九德所写的《倭变事略》———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作者采九德亲历事变，其著应该是最早反映沈家庄之战。茅坤的《纪剿徐海本末》不仅称胡宗宪 “数遣谍持簪珥玑翠遗海两侍女,令两侍女日夜说海并缚陈东”；而且说明了“永保兵俘两侍女而前”，“两侍女者王姓,一名翠翘,一名绿珠”。另外，《明史》、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夏燮《明通鉴》、郑舜功《日本一鉴》等史籍从不同侧面描述了翠翘、绿珠。这些史书或许只是出于完整地记录历史大事件而对相关人物作出必要的概述，但恰恰就是这些轻描淡写的略述为文学创作切入历史打开了广袤的空间，足以引起性喜猎奇的中国文人的创作激情。茅坤既是沈家庄战役的历史撰写者，也是把王翠翘从历史中切割出来作为文学主题的凿空者，他的《大司马胡公饶歌鼓吹曲十首》之六《王翠翅》最先掀开了这一女子的神秘面纱。嘉靖末至万历初，明代史学家徐学谟为王翠翘写了第一篇《王翘儿传》，从此，王翠翘故事进入了由史传到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形态的演变历程。王世贞《续艳异编王翅儿》，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冯梦龙《智囊》中的《王翠翘》，戴士林《李翠翅》，余怀《王翠翘传》，周清原《胡少保平倭战功》，陆人龙《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翅死报徐明山》，戏曲《两香丸》《秋虎丘》《玻拍匙》和《双翠园》，等等，一次次乐此不疲地演绎着这个故事。其中明末清初青心才人撰次的《金云翘传》达到了文学艺术的最高峰，它对当时亚洲文学尤其是日本、越南文学产生了不可逆暏的影响。据日本《舶载书目》记载，乾隆十九年（1754）该传就传到了日本，之后还出现了据此改编诸如《朝颜日记》的日文小说和戏剧。越南阮朝著名诗人阮攸于嘉庆十八年（1813）出使中国归国后，采用青心才人《金云翘传》的题材创造出来一部喃字“六八体”长诗———原名叫《断肠心声》，现在已经成为越南家喻户晓的名著———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从外国文学讲坛上才获知越南有一部世界名著《金云翘传》，并被译作英、德、法、日、捷克等多种文字。同样的作品，国内国外却是截然不同的境遇，极不正常地形成了林辰先生所说的“翘传现象”———越南的《翘传》是世界名著，中国的《翘传》却是默默无闻的下里巴人。

　　任其王翠翘故事天马行空的演绎，一些基本元素是无从磨去的。王翠翘、徐海、胡宗宪、罗龙文、彭翼南始终是故事的主人翁，这是故事的根蒂。故事的基本情节始终保存了原始形骸：民女王翠翘自少沦落娼家，能新声，善胡琴，通诗赋。后被倭人所掳献于酋首徐海，徐海尊之为夫人。督府胡宗宪遣罗龙文以金珠宝玉阴贿翘儿，翘儿说服徐海归降，最终徐海还是被官军剿杀。庆功宴上，督府胡宗宪因酒酣心动，与翘儿席间作乱，酒醒碍于官箴，将翘儿赐予永顺酋长。翘儿自叹命薄，悔恨自己诱杀徐海，撇开永顺酋长，自投于钱塘江以殉海。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不同形式的故事都对王翠翘的凄苦遭遇给予了极大同情，把她当做了灭贼报国的忠义模范，把她看成了以身殉情的忠贞烈女。历史中御倭战争的主角胡宗宪变成了某种鞭挞的对象，世忠不竭的平倭战将彭翼南倒成了某种陪衬。这种表述从史书中也可以找到某种对应。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宪章外史续编）》载：“海势孤，因自沉死。翘儿来归，宗宪以赐永顺酋长，亦自沉。”不过，嘉靖朝内阁首辅为彭翼南撰写的墓志铭对此事却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表述：“（彭翼南）尝获贼中美姬，督臣以充赏，侯即沉之江，其不以娇贵而迩声色。”

　　尽管绝大多数的翘儿故事对彭翼南只是以永顺酋长身份作出的一种模糊化称谓，但毕竟也有陆人龙的《型世言》直书永顺彭宣慰在行酒中属目翠翘，魂不自禁，吟诗示意。历史文人对横刀立马叱咤风云的彭翼南抗倭烺烺事迹真是少有的惜墨如金，而为了迎合一种潮流满足一时的情感宣泄，不惜营蝇斐锦，赤舌烧城，确是一种莫名的悲哀。彭翼南以悲情宣泄而写入世界名著，始料未及。永顺老司城成功申遗终将激起老司城文化溯源的热浪，这座古城的往日主人抗倭战争中跃马疆场所向披靡的土家族平倭英雄彭翼南必将随之芙蓉出水，还原其英雄本色，越来越为更多人所认识所敬仰，这恐怕也是曩昔趋势文人断然不会测想的。    

　　沈家庄之战疾风迅雷，大获全胜，为彭翼南的人生塑造了一座奇峰，也意味着永保土兵数百年征战也因此达到了历史巅峰。这种成果既是彭氏王朝世代尽忠孜孜以求的境界，也意想不到成了彭翼南受人妒忌狐疑的籍口。彭翼南不断扩大的抗倭战果既打动了明王朝兴奋的心弦，也碰伤了明王朝时刻绷紧而又极为脆弱的神经。明王朝在体察到彭翼南整军经武的强大实力之时，也暗暗萌生了对彭翼南及永保土兵的忧虑和恐慌。

　　我们从当时两位朝中大臣止调客兵的奏疏之词就可以看出明朝廷对日益显示强大实力土兵的隐忧和提防。兵部主事黄元恭题云：“唐德宗籍回纥以解围，而遂基旋入之扰；石敬瑭因契丹以取唐，而卒酿播迁之祸。狼土之兵，非我族类，宁可引致心腹之地哉。”时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张时徹在《浙东备倭议》中更是直截了当说：“夫环海之变故无常，东南之财赋有限，以有限之财赋募无已之客兵，以防无常之变故，此岂异于割股以啖犬豕者也！况其贪残之性不减于倭奴，使之久居内地，娴熟道路，习知土风，必有不戢自焚之祸。昔元末苗帅杨完者之流毒于嘉禾，迩岁闽广之兵屡叛而从寇，盖可鉴也。”即使彭翼南和土兵如何精忠报国如何战功赫赫，但在相当多的朝廷大臣眼里，甚而在皇帝心里，终究非我族类，终究如同唐代回纥、后晋契丹，终究会滋扰生祸。张时徹能不加隐饰类比狼子野心的杨完者，就已足见明朝廷的险恶用心。杨完者是谁？对于文武双馨的彭翼南来说，难道不知么？杨完者所处的时代并不遥远，所生长的地方就是毗邻。杨完者，原名杨通贯，元末武冈路赤水(今湖南城步蒋坊乡) 人，为“飞山蛮”首领杨再思的后裔，曾组建一支以苗民为主的数万人军队，雄踞湘西南。徐寿辉、张士诚抗元起义时，元廷诏谕杨通贯勤王镇乱，讨伐徐寿辉、张士诚。杨通贯苗军顺势迅速壮大成20万之师，威震东南。本人由此一路平步青云，元廷以“克全忠义”而赐名“杨完者”。经历“杭州之变”后，杨完者极速逆转，举旗反元，归附朱元璋明军。身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张时徹口出此语昭然若揭，礼贤向义的彭翼南能听不出弦外之音吗？能不战战栗栗，日谨一日吗？

　　嘉靖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极其膨胀的朝代。彭翼南虽身处贵胄之家，正当锦瑟年华，却早已大气老成。他谙悉王者之道，知晓鸟尽弓藏之理。他懂得怎样敞开心扉，表明心迹，示弱表忠，养光韬晦。他是沈家庄大捷的厥功至伟者，又是最先奉命掣调回籍。土兵掣回之际，他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任何邀功之意，甚至连疲惫不堪部属的车船行粮之需都没有据理诉求。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癸卯，尚书赵文华条陈海防事宜六事时直言：“水陆客兵，缺行粮数月，乞留漕粮三十二万七千石，分贮要地，充十万客兵七八月之用。”其时，彭翼南和他的部队正在归途之中。

　　回到万马归朝的司城，彭翼南俨然就是一个与御倭战争无缘的局外人，一步一趋，一语一默，分外谨慎，循墙而走。郑若曾在《江南经略》中对彭翼南战后心迹算是刻画到家：“或谓夷性难驯，万一生变，何以制之？是殆不然。尝闻二宣慰之言曰：‘吾祖宗相传土地官爵，远自隋唐，未尝易姓，以奕世谨守忠羲故也。若恃兵勇，谋为不轨，朝廷下片纸，令邻封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亡矣，得如今日之富贵乎？’又尝闻其门帖云：‘心恋九重，跬步敢忘燕阙北；手提三尺，英风长镇楚天南。’又一帖云：‘节欲可以延生，何必辽天寻洞府；守分便是享福，却来平地做神仙。’” 彭翼南很清醒，饮水思源，畏威怀恩。为人但知足，何处不安生。

　　徐阶撰写的《湖广永顺彭侯墓志铭》简略地赞誉了彭翼南居功不傲朴实无华的美德：“至于自奉饮馔未尝兼味，衣服不着锦绮，仪从惟尚简朴。” 彭翼南很简省，大道至简，众人嚣嚣，我独默默，自有真乐。

　　《永顺宣慰使司彭氏祠堂记》自然不忘颂扬他那种大战余生的超然坦荡和闲云野鹤：“使君逊不言功己，承韬戈甲遁山中，日取饶歌鼓吹，以咏太平之盛，顾其功竟泯哉。” 彭翼南很自明，繁华过后总是空，点一盏光而不耀的灯，“常快活便是功夫”。

　　“只缘竭忠屑贵幸”的豁达心境竟在血气方刚的彭翼南身上显得如此晶莹剔透，柔不致败、抱朴守拙的圆润韬晦竟被气薄云天的彭翼南运用得如此娴熟，确实使人匪夷所思。

　　要说诚，已经是沥胆濯肝了；要说实，已经是心若止水了；要说弱，已经是望峰息心了；要说简，已经是筚路蓝缕了；要说隐，已经是优游林下了。如此一来，嘉靖皇帝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可是，在彭翼南看来，仅仅大彻大悟，大智大愚，还不够，还得大忠大敬，大大方方，甘为孺牛。

　　永顺土兵能征善战，名冠虓雄，堪为明朝军国中流砥柱，纵然有一时的诋毁和疏远也实属常理。明朝廷曾一度大张旗鼓罢调客兵大练乡兵，即使练成了一支卓尔不群无出其右的戚家军，最终还得回到依靠征调客兵攻坚拔寨追剿大寇的现实。

　　嘉靖四十一年春正月，广东张琏起事———有的史书也归为倭乱，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二十余县，顿时，寨寨皆乱，人人皆贼。大学士徐阶朝中奏对，“计得永顺土官素称忠义，兵又精强”，题请敕令永顺整搠人马听调。总兵俞大猷呈揭总督胡宗宪，“大抵攻坚捣巢，必以狼、苗各土兵为主”。此役共调发狼、土兵10万人，彭翼南挑选精锐兵士二万名，听从俞大猷调遣，取得柏嵩岭大捷。朝廷论功，赏湖广永保二土官银币。

　　嘉靖四十四年秋九月，湖广支罗洞土寇黄中叛乱，彭翼南奉檄带领土兵三千抵巢，冒雪进哨，克破险寨，尽忠效勤，贼首黄忠畏威从服，自缚受降，转解监军各道，余党招安仰行。   

　　嘉靖四十四年，施南、散毛凶犯张三、王戊仲等，拨置土官覃宁、覃启，大肆猖獗，彭翼南又应调出兵，克遵指麾，擒获二司土官及凶犯张三等解验，追出被拐男妇子女若干，钦赐彭翼南夫妇进阶诰命。

　　彭翼南从袭职伊始到生命终结，在任十四年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疆场马不停蹄，惟命奔走。但有一件大事，他也丝毫不敢随意对待，那就是倾其所有，采木进贡，这几乎成了他后半生足以与征战相匹称引以自豪的皇差。嘉靖皇帝是明代皇帝中最独特最任性的一位君王，又是遭遇天灾人祸最频繁的苦主。北有蒙古俺答汗不断寇边，南有倭寇蔓延掳掠。嘉靖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华县特大地震，死亡83万人———是目前已知地震死亡最多的人数。紧接着，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朝门因火灾俱毁，殿庭一空。嘉靖四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万寿宫又遭火灾，付之一炬。灾祸连连，民不聊生，国库耗尽。但朝门宫殿关乎朝廷颜面，关乎国家礼仪，不可不修。而要尽快修复宫廷，急需采伐大量的优质巨材。采木无疑是一项要钱要命的浩大工程———大木艰得、砍伐艰险、搬运艰难。为此，明朝廷特设采木总督，开府湖广荆州，督令湖广川贵三省采办大木。永顺的卯峒被列为此次采木重地。

　　彭明辅、彭翼南祖孙俩深知皇室窘迫，自备资粮，率众进山，寻伐巨木。自嘉靖三十六年七月至四十三年三月，先后四次向皇城进献大木，共计三千余根（没有说明数量的未统计），及时接济了朝工急用。采木总督李宪卿三年不间歇，动用三省之力，得木一万一千二百八十章；而彭翼南仅凭一腔丹诚、一司之能，就进献大木数千根，个中的艰险和坚强，可想而知。这也难怪彭明辅、彭翼南祖孙能够因此得到朝廷破例升赏，彭明辅加升为湖南都司都指挥使，赐大红蟒衣三袭，彭翼南加升为云南右布政使，赐大红飞鱼服三袭。这种赏格已明显高于御倭军事上的升赏，由此可见朝廷非同一般的上心和看重。

　　无论是平倭奋战，还是进献大木，我们可以看出彭翼南和他的家族一次次获得了不少朝廷的钦赐和奖赏，有的甚至已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对明朝廷而言，好像已经收到“假我爵禄，宠之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惟命”的以夷制夷效果，对彭氏王朝来讲，也似乎践行了“朝夕恪恭，靡敢或贰。上酬君恩，下光祖烈。慎终若始，永保臣节”的世忠堂忠烈之志。但我总觉得彭翼南这种倾力而战，尽其所有，所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我仅是大略算计一下，嘉靖三十年至三十五年两年间，永保土兵死亡人数不下万人。

　　徐阶致书御倭总督杨宜说：“今年苗兵死于贼者不下一二千。两宣慰口虽不言，心实已怯，且向来功赏，未曾举行，其心亦不无觖望。”并劝对彭翼南、彭荩臣两宣慰多予抚慰，量加恩泽。这里所指阵亡之数主要是指王江泾大捷之后的几次土兵失利殉难人数。

　　赵文华《北新关失事疏》云：“（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初七日，参将汤克宽等与贼对垒，我兵大败，死者千计。其永保二兵阵亡甚众，各逃散讫。”这里说的是浙江塘栖之战的伤亡状况。

　　赵文华《地方失事疏》又奏：“松江新场三败，兵将皆殒，客兵二万举皆散去，无一存者。”崇祯《松江府志》载：“（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正月一日，土兵突进贼巢，贼伏起，被杀者千人。”两处所言土兵殒亡惨重均由上海新场之败所致。

　　王江泾、沈家庄等几次大捷牺牲的土兵数额还不在其内。数十次大战，虽说胜多败少，但积尸成山、流血飘丘的场景又是几多的惨烈、几多的森寒、几多的悲壮啊！

　　阵亡的土兵竟有如此之多，效死沙场的土官也是前赴后继。有永顺田家峒长官司长官田葘、田丰，有施溶峒长官司长官汪相，有腊惹峒长官司长官向銮，有彭翼南胞弟彭翼万，有保靖土司舍把彭翅……彭荩臣曾多次身负重伤，几近殉国。康熙《江南通志》还把彭荩臣错列为被倭寇创死的名宦，示以纪念。其实，只要擐甲上阵，哪有不伤筋动骨的？凭土兵骁勇蛮悍而论，哪个带兵土官不是一马当先，披坚执锐，靴刀誓死，遍体鳞伤呢？彭翼南等几位锋镝余生的土兵主帅回到家乡后，因积伤太多，病伤并发，并没有熬上多久，就相继离世。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彭荩臣走了；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彭守忠走了；嘉靖四十一年，彭明辅走了；嘉靖四十三年，大喇司的彭志显走了；隆庆元年六月，彭翼南也走了，年仅三十二岁。有道是：“知昼夜，即是知生死。”那些霹雳弦惊的岁月，那些黄雾寒风的岁月，那些伤痕累累的岁月，他们谁不知道那些岁月的背后都有死亡的阴影紧紧相随？

　　这些接踵辞世的抗倭土兵将帅，其实都是彭翼南亲之不能再亲的血亲，彭明辅是彭翼南的曾祖父，彭翼南的嫡妻是彭荩臣之女，彭守忠是彭翼南的妻弟，彭翼南的庶妻是彭志显之女。不知彭翼南一门忠烈是否可堪比北宋杨门忠烈。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彭翼南一门忠烈浴血奋战的战争可是一场真正抗击日寇的正义之战。